有农业专家早前指出，“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越高。因此，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业人员素养的现代化，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迫切需要一批高学历、高素质的现代农业带头人和有知识、懂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然而，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以浙江省为例，该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中，50岁以上的占到53%，30岁以下的仅有6%；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71%，大专以上的仅有1100人，占0.1%。

　　一方面是大量的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广大乡村仅剩下留守的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另一方面是在耕地不断减少、农村劳动力紧缺的情况下，对现代化农业机械的需求继而增加的对高素质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这俨然成了当下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一个“悖论”。综合我国城镇化率预测，到2020年将新增城镇人口1.6亿，加上已经进入城市但户口仍在农村的人口，预计将有3亿多人口进城，届时农村劳动力紧缺问题必将更加紧张。另外，作为大量农民进城的连带影响之一，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引起学界的争论和民间的热议。而与此同时，不少地方政府已开始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置换操作。其间既有顺利实施的，也有强拆事件频发的。解决谁来种粮的问题着实影响范围甚广，任重道远。

　　“首先，要保证农业的土地供给。一方面要遏制城市盲目扩张，乱占耕地，努力避免大量土地撂荒，另一方面要加强环境保护。其次，在粮食科技方面要大力推动创新，从培育良种到农业生产机械化等，都需要科技进步来推动。最后，农产品产销渠道一定要保证畅通，避免农产品滞销或者价格过低给广大农民带来损失，粮食保护政策也一定要落到实处，使惠农政策真正惠及辛勤种粮的广大农民，促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王雅鹏说。

　　城镇化VS粮食安全

　　城镇化是我国消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举措。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也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而在城镇化工程中，粮食安全问题也一直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就多次指出处理好二者间关系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速度很快，城市数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今天的657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加到今天的19683个，城镇化人口从1.7亿增加到6.9亿，这一过程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因非农化而走出农业和粮食生产，使我国的粮食生产供给遇到了严重挑战。与此同时，农民的市民化，所消耗的粮食又不断增加。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其粮食消费量增加100亿斤。一个农民转变为一个市民之后，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结构变化等导致增加粮食消费80～100斤。城镇化过程中的粮食供给需求的反向运动，使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2012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的背景下，仍然净进口粮食7748万吨，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很多地区出现了耕地资源规模大幅减少、耕地资源浪费及质量严重退化等现象。耕地资源的减少，有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城镇化和灾害毁损四个方面的原因。城镇化是仅次于生态退耕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且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既有对非农建设用地合理需求扩大的原因，也有盲目圈地、乱批滥占耕地等原因。但无论什么原因，耕地资源更加短缺的现状已形成。1996年，我国耕地总量为19.51亿亩，2008年降至18.26亿亩，下降1.25亿亩。

　　而为了应对这一现状，我国一直在积极采取多种应对措施。从2004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种粮补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这“四项补贴”从145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28亿元。尤其是农资综合直补水平大幅度提高，2012年补贴规模达到了1078亿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农民因生产成本增加带来的负担。2004~2011年间，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区转移支付年均增长速度已达27.8%，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财政的支持力度。

　　18亿亩耕地红线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