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税费改革的影响。1990年代中期以后，税费负担沉重，“三农”问题凸显，干群关系紧张，种田收益与外出务工相比较低，种田面积与收入增长成反比，土地成为负担。由此出现一些农民抛荒土地、举家外出打工的现象。税费改革后，土地比较收益增加。那些有头脑、善经营的村民进城居住，将土地转包出去；那些运气不佳、能力中等、被市场淘汰的村民回村种地。有人生产经验丰富、体力充足、人际关系较好，承包更多土地，而那些老弱病残者只耕种口粮田。乡村社会内部出现明显分化，逐渐形成秉赋有差的农民阶层。

　　2.农民阶层分化标准及差异

　　对现阶段农民阶层分化进行判断，需要确立一个合适的分层标准。当前我国农民阶层具有分化不完全、边界不固定、阶层界限模糊、行业分化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等过渡性特点，我们很难用一个统一标准去分析不同类别农村的分化结构和阶层结构。当前学界主流是按职业差异进行分层研究，影响较大的是陆学艺、张厚义的研究。他们将当前农民阶层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八个阶层，这一划分较为切合当时中国实际，被学术界多数人所认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研究主题不断深入，一些学者提出异议。李全生认为，以职业作为农民分层标准，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劳动的兼业性、非农劳动的流动性和家庭内部分工的社会外化性。毛丹、任强分析了用职业作为农民分层标准的局限性，主张用社会资源作为分层标准，在具体研究中，他们将社会资源操作化为经济资源与象征资源，并依据社会资源标准将农村居民分为精英阶层、代理人阶层、普通村民及弱势群体四个阶层。

　　笔者比较认同从社会资源角度研究农村阶层分化。按照毛丹等人的分析，经济资源在象征资源的获得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象征性资源一旦被获得，就会同时产生独立性，象征资源和经济资源可以相互转化。但是，毛丹等人把经济资源定义为对生产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时，并没有将“土地”变量纳入分层标准。实际上，当前大部分农民收入来源包括种田收入和打工收入，仅从村庄经济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考察农民阶层结构不足以概括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华中村治学者在广泛而深入的农村调查中发现，取消农业税后，土地占有与耕种情况对农民经济资源和象征资源的获得影响巨大，田亩种植量是形塑农民阶层结构的重要指标。如杨华以土地流转后的农民收益差距作为分层指标，将农民分为精英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如果我们从村庄社会基础（而非单纯的经济基础）的角度考察农民家庭收入来源和就业特点，即可抽象出土地、流动、职业三个变量对农民掌握经济资源和象征资源的影响。事实上，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分层标准，我们研究农民阶层分化的目标是搞清楚不同阶层的主要差异（包括利益特征及相互关系，政治社会态度，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政治民主与社会稳定等），并作出相应的学理分析，提出政策建议。综合田野经验和分层理论，笔者认为以社会资源作为农民分层标准有较大的适应性和包容性，它兼顾了不同农民阶层在资源配置上的可流动性、可转化性，能够区分出不稳定、不完全的农民阶层主要社会特征，而象征资源包含内容过多，笼统庞杂，很难准确界定。考虑到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笔者在将象征资源分解为社会关系资源和声望资源的同时，把政治社会态度也纳入分层指标，从经济资源差别、社会关系资源差别、声望资源差别、政治社会影响差别来描述不同农民阶层的差别。

　　第一，经济资源差别。不同农民阶层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有所差别，获得的经济资源不同，形成不同的利益阶层。经济资源包括三部分：一是土地经营使用权；二是对集体经济中除土地之外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三是对非集体经济组织中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及农民社会流动的增强，经济资源对农民阶层分化越来越发挥基础性的关键作用，经济分化产生出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阶层诉求，可能引起利益矛盾并导致社会冲突。

　　第二，社会关系资源差别。不同的农民阶层社会关系不同，拥有的人脉资源不同，获得影响他人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不同，在农村社区的影响力也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关系圈子。社会关系资源包括两部分：一是依据血缘标准形成的家族关系，个人利用家族文化符号对他人施加影响，带来关系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二是依据地缘、业缘等非先赋性标准形成的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有的阶层在本社区内具有较强的关系，获得对村民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有的阶层具有超社区关系，能够影响村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