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农民生产生活的自主性大大增加，农村社会高度同质化与均质化、壁垒森严且缺乏流动的格局被打破，长期以农为本的阶层结构开始重新分化与组合。实际上，农民分化在分田到户不久就开始出现，但当时阶层重构形势还不明朗，一直到税费改革后，农民阶层面貌和特征才逐渐明晰。

　　已有的农民分层研究主要是讨论农民阶层分化的标准、成因、现状、特点、后果及相应的治理对策，关注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村文化建设、土地流转、市民化进程、社会整合与稳定、农业产业调整、法律制度运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影响作用。少数研究涉及到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林炳玉认为，农村阶层分化对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带来机遇与挑战。卢福营从阶层博弈的视角考察村民自治，将村庄权力结构分为管理者控制型、权力精英主导型、群众自治型三种结构。钟立华、徐斌则认为，当前的农村阶层结构中出现了强势利益集团，他们对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全面、深刻且复杂。另外一些研究从侧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如贺雪峰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将农民分为五个阶层，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待乡村秩序的态度不同，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与动力也不同。杨华试图论证中农阶层作为主导阶层对润滑阶层关系，整合乡村秩序的作用，并作出中农阶层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也是国家政权在农村坚定依靠对象的判断。陈锋、袁松发现，“富人治村”排斥了普通阶层的参政，造成基层民主的萎缩，引发中下阶层对富人表现的不满和仇恨，容易因“气”而发生针对村干部的集体上访。刘锐则指出，在后税费时代，农村阶层分化带来两大村治主体――富人和中农，他们治理村庄的机制和绩效是不同的，中农在维护村庄稳定方面更有优势，应该得到国家政策支持。

　　上述研究虽然洞悉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若干侧面的关联性，将转型期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全面细致地层示出来，但他们在揭示农民阶层分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党和国家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方面有所欠缺，没有从整体层面综合把握阶层分化给乡村秩序和乡村发展带来的挑战，使得对村治主体、阶层整合、政治稳定等主题的分析力度不够。鉴于此，本文试图从阶层分化的视角立体考察乡村治理转型的背景及趋势，分析不同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社会效应，并提出应对乡村治理新形势的基本原则和标准。

　　二、农民阶层分化原因及其标准

　　1.农民阶层分化原因

　　农民阶层分化主要指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其他身份主体的过程。1978年以来，农民的阶层分化起源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它不是社会封闭机制限制社会流动的结果，而是市场经济引入和政治制度变迁引发社会流动增加，导致中国农村从一元化、均质化的计划经济时代向多元化、异质化的阶层分化转变。具体说来，农民阶层分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土地制度使农民不再被绑在土地上，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收益处分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及相关鼓励农民非农就业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大量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农民自由择业成为可能，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奠定了基础。

　　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逐步放松农民进城务工限制，农民可以合法地在城乡间及区域间经商流动；随着城市化推进和户籍制度改革，城市经济、农村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为农民提供许多工作岗位，“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的就业模式带来农民职业分化和身份分化。

　　三是农业比较收益的下降及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与打工收益相比，农业收益对家庭经济贡献较低，仅起维持基本生活保障的作用。随着农民社会流动和就业方式的改变，村庄社会边界越来越开放，农民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从原来无奸不商到现在的“无商不活，无工不富”；从原来的生存本位、不敢冒险到现在的锐意进取、迎接市场挑战；从原来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到现在以契约和利益为准则，农民在现代化、工业化大潮下逐渐从道义小农变为理性小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