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农民生产生活的自主性大大增加，农村社会高度同质化与均质化、壁垒森严且缺乏流动的格局被打破，长期以农为本的阶层结构开始重新分化与组合。实际上，农民分化在分田到户不久就开始出现，但当时阶层重构形势还不明朗，一直到税费改革后，农民阶层面貌和特征才逐渐明晰。

　　已有的农民分层研究主要是讨论农民阶层分化的标准、成因、现状、特点、后果及相应的治理对策，关注农民阶层分化对农村文化建设、土地流转、市民化进程、社会整合与稳定、农业产业调整、法律制度运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的影响作用。少数研究涉及到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林炳玉认为，农村阶层分化对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带来机遇与挑战。卢福营从阶层博弈的视角考察村民自治，将村庄权力结构分为管理者控制型、权力精英主导型、群众自治型三种结构。钟立华、徐斌则认为，当前的农村阶层结构中出现了强势利益集团，他们对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全面、深刻且复杂。另外一些研究从侧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如贺雪峰依据农户与土地的关系将农民分为五个阶层，不同阶层的农民对待乡村秩序的态度不同，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与动力也不同。杨华试图论证中农阶层作为主导阶层对润滑阶层关系，整合乡村秩序的作用，并作出中农阶层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器，也是国家政权在农村坚定依靠对象的判断。陈锋、袁松发现，“富人治村”排斥了普通阶层的参政，造成基层民主的萎缩，引发中下阶层对富人表现的不满和仇恨，容易因“气”而发生针对村干部的集体上访。刘锐则指出，在后税费时代，农村阶层分化带来两大村治主体――富人和中农，他们治理村庄的机制和绩效是不同的，中农在维护村庄稳定方面更有优势，应该得到国家政策支持。

　　上述研究虽然洞悉农民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若干侧面的关联性，将转型期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全面细致地层示出来，但他们在揭示农民阶层分化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党和国家相应的政策制度安排方面有所欠缺，没有从整体层面综合把握阶层分化给乡村秩序和乡村发展带来的挑战，使得对村治主体、阶层整合、政治稳定等主题的分析力度不够。鉴于此，本文试图从阶层分化的视角立体考察乡村治理转型的背景及趋势，分析不同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社会效应，并提出应对乡村治理新形势的基本原则和标准。

　　二、农民阶层分化原因及其标准

　　1.农民阶层分化原因

　　农民阶层分化主要指固守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转移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成为其他身份主体的过程。1978年以来，农民的阶层分化起源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它不是社会封闭机制限制社会流动的结果，而是市场经济引入和政治制度变迁引发社会流动增加，导致中国农村从一元化、均质化的计划经济时代向多元化、异质化的阶层分化转变。具体说来，农民阶层分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土地制度使农民不再被绑在土地上，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收益处分权，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及相关鼓励农民非农就业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大量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农民自由择业成为可能，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奠定了基础。

　　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逐步放松农民进城务工限制，农民可以合法地在城乡间及区域间经商流动；随着城市化推进和户籍制度改革，城市经济、农村私营经济和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为农民提供许多工作岗位，“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的就业模式带来农民职业分化和身份分化。

　　三是农业比较收益的下降及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与打工收益相比，农业收益对家庭经济贡献较低，仅起维持基本生活保障的作用。随着农民社会流动和就业方式的改变，村庄社会边界越来越开放，农民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从原来无奸不商到现在的“无商不活，无工不富”；从原来的生存本位、不敢冒险到现在的锐意进取、迎接市场挑战；从原来对血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到现在以契约和利益为准则，农民在现代化、工业化大潮下逐渐从道义小农变为理性小农。

　　四是税费改革的影响。1990年代中期以后，税费负担沉重，“三农”问题凸显，干群关系紧张，种田收益与外出务工相比较低，种田面积与收入增长成反比，土地成为负担。由此出现一些农民抛荒土地、举家外出打工的现象。税费改革后，土地比较收益增加。那些有头脑、善经营的村民进城居住，将土地转包出去；那些运气不佳、能力中等、被市场淘汰的村民回村种地。有人生产经验丰富、体力充足、人际关系较好，承包更多土地，而那些老弱病残者只耕种口粮田。乡村社会内部出现明显分化，逐渐形成秉赋有差的农民阶层。

　　2.农民阶层分化标准及差异

　　对现阶段农民阶层分化进行判断，需要确立一个合适的分层标准。当前我国农民阶层具有分化不完全、边界不固定、阶层界限模糊、行业分化不平衡、区域不平衡等过渡性特点，我们很难用一个统一标准去分析不同类别农村的分化结构和阶层结构。当前学界主流是按职业差异进行分层研究，影响较大的是陆学艺、张厚义的研究。他们将当前农民阶层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八个阶层，这一划分较为切合当时中国实际，被学术界多数人所认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研究主题不断深入，一些学者提出异议。李全生认为，以职业作为农民分层标准，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劳动的兼业性、非农劳动的流动性和家庭内部分工的社会外化性。毛丹、任强分析了用职业作为农民分层标准的局限性，主张用社会资源作为分层标准，在具体研究中，他们将社会资源操作化为经济资源与象征资源，并依据社会资源标准将农村居民分为精英阶层、代理人阶层、普通村民及弱势群体四个阶层。

　　笔者比较认同从社会资源角度研究农村阶层分化。按照毛丹等人的分析，经济资源在象征资源的获得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象征性资源一旦被获得，就会同时产生独立性，象征资源和经济资源可以相互转化。但是，毛丹等人把经济资源定义为对生产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时，并没有将“土地”变量纳入分层标准。实际上，当前大部分农民收入来源包括种田收入和打工收入，仅从村庄经济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考察农民阶层结构不足以概括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华中村治学者在广泛而深入的农村调查中发现，取消农业税后，土地占有与耕种情况对农民经济资源和象征资源的获得影响巨大，田亩种植量是形塑农民阶层结构的重要指标。如杨华以土地流转后的农民收益差距作为分层指标，将农民分为精英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如果我们从村庄社会基础（而非单纯的经济基础）的角度考察农民家庭收入来源和就业特点，即可抽象出土地、流动、职业三个变量对农民掌握经济资源和象征资源的影响。事实上，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分层标准，我们研究农民阶层分化的目标是搞清楚不同阶层的主要差异（包括利益特征及相互关系，政治社会态度，与乡村治理的关系，政治民主与社会稳定等），并作出相应的学理分析，提出政策建议。综合田野经验和分层理论，笔者认为以社会资源作为农民分层标准有较大的适应性和包容性，它兼顾了不同农民阶层在资源配置上的可流动性、可转化性，能够区分出不稳定、不完全的农民阶层主要社会特征，而象征资源包含内容过多，笼统庞杂，很难准确界定。考虑到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笔者在将象征资源分解为社会关系资源和声望资源的同时，把政治社会态度也纳入分层指标，从经济资源差别、社会关系资源差别、声望资源差别、政治社会影响差别来描述不同农民阶层的差别。

　　第一，经济资源差别。不同农民阶层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有所差别，获得的经济资源不同，形成不同的利益阶层。经济资源包括三部分：一是土地经营使用权；二是对集体经济中除土地之外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三是对非集体经济组织中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及农民社会流动的增强，经济资源对农民阶层分化越来越发挥基础性的关键作用，经济分化产生出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阶层诉求，可能引起利益矛盾并导致社会冲突。

　　第二，社会关系资源差别。不同的农民阶层社会关系不同，拥有的人脉资源不同，获得影响他人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不同，在农村社区的影响力也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关系圈子。社会关系资源包括两部分：一是依据血缘标准形成的家族关系，个人利用家族文化符号对他人施加影响，带来关系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二是依据地缘、业缘等非先赋性标准形成的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有的阶层在本社区内具有较强的关系，获得对村民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有的阶层具有超社区关系，能够影响村庄经济发展。

　　第三，声望资源差别。声望资源指个人在村庄中获得的威望和声誉。声望资源从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中获得，一旦形成，就具有独立性，可以反作用于其他资源变量，再生产出阶层差别。在村庄社会中，个人声望来自于道德操守、人格魅力及村庄舆论。有的阶层经济资源充足，但社会关系资源较差，文化知识资源匮乏，村庄声望不佳。有的阶层各方面资源都具备，村民对他们的期待较高，在关键事务中能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