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生产就像运动员跳高一样，在级数低的情况下实现提升相对容易，但在高起点上，要实现一点点跨越却非常困难。”农业部总经济师毕美家曾这样比喻道。

　　我国粮食生产当前最大的矛盾仍是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与相对薄弱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最大的实际仍是人多地少资源短缺，最迫切和严峻的仍是如何转变粮食生产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价格合理是农民种粮的直接动力

　　“保障粮食有效供给，必须立足于国内解决，不能依赖国外市场，对这一点，认识上不能麻痹，政策上不能松懈。”任正晓委员说，保障总产量最重要，这就要求不能“谷贱伤农”，要稳步提高稻麦最低收购价，让收购价增长高于种粮成本的增长，农民有收益，才能不断提高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种植持续稳定。

　　2013年国家继续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并适当提高了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其中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每50公斤132元、135元和150元，比2012年分别提高12元、10元和10元。

　　“合理的粮食价格是激励农民种粮的最有效手段。”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刘汉元说，我国粮价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农民种地的收入非常低，折合每亩净收入只有300~500元，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6%甚至更低，粮食收益占全国GDP的比重不到5%。

　　他表示，在未来10~20年时间里，有必要在不违反现有世贸规则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引导尤其是市场调节手段，适当、逐步提高粮食价格，最终在我国形成中高粮价政策。

　　好政策必须让真正种粮的人受益

　　种粮大户岳绪全也有苦恼，目前最让他头大的是油价又涨了。“一吨柴油涨了近300元，我的农用机械除了满足自己需求外，还为附近的5万亩地提供机械服务，一年的机械用油200~300吨，原来的利润就很薄，一亩地的纯利润3~5元，除去机器磨损折旧，按现在的油价利润归零都归不上，很可能要赔钱了。”

　　岳绪全的苦恼反映着众多种粮大户的心声。针对这一情况，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农科院副院长马忠明建议，要建立国家种粮补贴动态监测机制，补贴的水平要能抵消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这样才能保证农民放心种粮，愿意种粮。

　　“种粮补贴既是一种补偿，也是一种激励，目的是引导农民‘多种地、种好地，多产粮、产好粮’。”刘晓庄委员认为，要将“好事做好”，就得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办法，逐步做到普惠制和特惠制相结合。一方面，不光农民种粮要有补贴，今后整个“三农”都应增加补贴，让农民普遍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国家在安排新增补贴时，要开始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倾斜，并制定特别的优惠政策，增加农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资金。

　　“对种粮的人要补贴到位，对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更要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任正晓委员说，要着力完善扶持政策，构建新一轮粮食增长“助推器”。提升地方政府、种粮农民和科技人员三个主体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重点是抓好产量过100亿斤的27个大市和产量超10亿斤的417个大县。真正扭转粮食产区普遍存在的“产粮越多、财政越穷”、种粮能增收、农民难致富的局面，让主产区政府有积极性抓粮食生产、农民有积极性种粮。

　　“目前的情况是，种植水果蔬菜花卉，比较容易规模化，因为企业能够得到利润，但是粮食的规模化就很难，因此不能单纯靠市场行为，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琼代表认为，要加大力度推动种粮主体走合作化、规模化的道路。政府要从资金、政策等各方面，推动粮食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种地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一定得弄个保险。有了保险，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就可以放心投入了。”黑龙江省种粮大户孙斌代表建议应该加大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要延长保险期限，保险期从出苗到作物收获为止，不应只到作物成熟为止。

　　走集约型内涵式增产之路

　　“继续增产的最根本保障是一定要紧紧守住18亿亩红线。”朱广明委员建议，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要防止“数量代替质量”的占补平衡。

　　今后粮食增产的突破点在于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单产，走集约型、内涵式发展的新路子。柯炳生委员认为，要增强新一轮粮食增长驱动力，就必须深入推进高产创建，大面积开展粮食增产模式攻关，在粮食生产优势产区实行整建制、大规模推广应用，形成一批高产高效的粮食生产区域，辐射带动更大范围增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