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就业质量既有数量的扩大，更有质量的提高。我国经济将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农民工转移就业仍有很大潜力，服务业将是未来吸纳新增就业的主体。要调整产业结构，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农民转移就业中的主渠道作用；完善区域发展和就业政策，继续发挥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吸纳农民外出就业的作用，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支持县域经济、个体私营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

　　农民工就业能力是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收入增长和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要加强农民工人力资本开发，提高农民工创业就业能力，推动发展向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转变。加强农村“两后生”劳动预备制培训和职业教育，加快建立市场导向、产学结合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大力培养新型产业工人。

　　加强消费引导，建立社会信任机制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引导，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提高在城市的生活适应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正在向城市居民趋同，但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仍有不良的消费结构，甚至将钱用在不当之处。因此，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积极引导和教育，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消费风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建立积极向上的消费文化，从而促进他们的消费结构进一步合理化，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

　　建立社会信任机制，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更快、更好的融合。社会交往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环节。要打破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界限，加强他们之间交流与互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建设新型、和谐的城市文化。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资源，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的培养，消除城市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心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的疏导工作，从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正确处理农民工市民化与村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在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当前利益和长远生计。一是保障农民工的“三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工的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和保护农民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权利，应当让他们带着这些权利进城，也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由他们自主流转或处置这些权利。这不仅可以让农民工进退有路、更有底气，还有利于规范发展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民现代化发展。二是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培养新一代新型农民，因此要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加强农业技术培训，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鼓励优质的农村劳动力留在农村、投身于现代农业发展和村建设。

　　强化属地管理责任，按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资源

　　要强化输入地政府属地管理责任，根据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无论是就业服务、子女教育还是医疗卫生、文化生活等，都要落实输入地的属地化管理责任，按照体现公平、优先照顾的原则，将农民工纳入当地公共服务体系。根据常住人口或服务人口配置当地公共服务机构、人员和经费，着力提高基层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

　　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排斥解决当前农民工在职业病防护、工资拖欠、合同签订率低等权益受侵的问题，这些问题依然亟需从政策制度和执法检查中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