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在市民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由于特殊的二元经济制度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他们并未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从农民向市民的职业、地域和身份相同步的彻底转变，而是经历了由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然而，在这条路径下，农民是否选择迁入城市成为市民，并不是政府一声令下他们就会蜂拥入城的，每一个农民将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全面比较、衡量自己的进城收益和进城成本，最终每个农民工对待市民化以及所走的市民化路径各不相同。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分步推进农民工内涵上的真正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要在数量上要实现相当部分农民工身份、工作的转化，而且要在质量上要实现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与城市居民的融化，前者是形式上的“伪”市民化，后者是内涵上的真正的市民化。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坚定不移、积极稳妥、分步推进。

　　农民到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再到新市民，是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全过程，但现在的“农民工”现象只解决了市民化过程中的前一半问题，即实现从农民到流动就业农民工的过程，距离从农民工到新市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事实上，我国特有的城乡间流动的“农民工”现象，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许多弊端和矛盾，如城市公共服务建设滞后、教育卫生资源紧张等，延缓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如农民工转移不彻底导致不能从根本上最终实现工业化进程，又如城乡分割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现象都加大了社会管理的成本，阻滞了社会发展和城市化推进。然而，城乡间流动只是暂时现象，农民工也不可能永远是流动状态，他们必定要进城成为新市民，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正视之。

　　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是，在未来20年，以平均每年800万人的规模增长，到2030年完成市民化的第一阶段转换，即身份、工作、公共服务的市民待遇；第二阶段则是更长时间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融合、与城市文化生活融合。届时，伴随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完成，农民工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要统筹考虑城市布局、地域布局和产业布局。在保持大城市对农民工吸纳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要调整城市发展布局，科学编制城市发展规划，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避免出现“大城市病”、“贫民窟”，使大部分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实现市民化。要调整区域发展布局，进一步完善输入地与输出地的对接机制，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提升，中西部地区做好迎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准备，促进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同时，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进一步加强小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

　　调整产业发展布局，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工农业经济的均衡发展，在农业向工业输出优质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保障实现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优质劳动力资源；加快产业结构产级，优化产业结构质量，逐步实现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升级。与此相对应，应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提高技能水平以适应产业升级，鼓励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尤其是家庭服务业。

　　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选择

　　破除二元制度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城乡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壁垒被打破，农民工成功实现了职业的转变(非农化)，却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市民化)，城乡二元制度是主要原因。必须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加快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减少身份转变过程中的痛苦和摩擦，以终结农民工现象推动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顺利转变。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快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政府要主动为农民工提供与城镇居民同等质量的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保障一个就业基础和五项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