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真正能够做到的区域间平衡只有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不同偏好的人自由选择居住地的平衡。这时，经济集聚的好处主要体现在两点，从消费者角度来说能够获得消费品（特别是服务）的多样性，从生产者角度来说能够获得专业化的分工和人力资源的多样性。前者给人们带来的是更好的享受，后者带来的是更快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更高的生产率和收入。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强烈地喜欢消费品的多样性和高收入的，而人力资源的多样性则对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才更有意义。相反，经济集聚带来高人口密度的同时，也会带来拥挤、污染、甚至犯罪问题。所以，真正有意义的区域平衡在终极意义上就是生活质量的平衡。

　　第二，市场分割是区域间集聚和平衡发展的又一阻碍。

　　中国各省、市之间严重的市场分割，极大地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不利于经济集聚的同时，也不利于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给定其他省都在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分割市场是有利于本省的经济增长的，并且对于经济开放程度更高的观察点来说，分割市场更可能有利于当地的增长。同时，我们用城市级的数据也发现，各省级政府有激励分割市场，防止本省资源被其他省份大城市吸收，从而保护本省城市的经济增长，这种省际分割的边界效应相当于在相邻城市间增加约260公里的实际距离。这些研究都表明，省际之间的市场分割严重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限制了经济集聚效应的发挥。同时，市场分割也不利于要素回报在地区之间的均等化，不利于地区间的平衡发展。

　　事实上，经济集聚并不意味着内地将越来越落后。恰恰是在经济集聚的过程中，内地的劳动力能够更多地转移到东部，使得内地的人均资源（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拥有量上升，从长期来看，这是成为地区间发展差距和“人均”生活质量差距缩小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的实证模型只解释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或者经济增长的50%不到，不可否认，在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众多没有被现有实证模型捕捉到的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包括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充足的自然和矿产资源、优良的教育资源以及地理上接近于其他周边国家等等。全国范围内实现经济向东部集聚发展，与区域范围内充分发挥当地优势、向区域性的中心城市集聚发展并不矛盾。

　　第三，东亚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以牺牲经济集聚换取平衡发展不可行。

　　日本东京都的人口在经历战后1953-1973年间2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之后，长期维持在略低于1200万的水平。进入1990年代以来，东京曾经经历了一段“首都功能分散”的时期，其结果是东京人口规模有所下降，而与之相伴随的是东京的发展速度和国际地位下降，现在，学术界正在把这一段时期作为“损失的十年”来反思。

　　更为重要的是，东京都的经济集聚效应的下降还影响到了全日本的经济增长。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自1963年以来，东京都占日本总人口的比重是与日本次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正相关的。在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超过8%的年份里，东京都的人口比重至少达到10.7%（1973年），而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低于2%的年份，东京都的人口比重最高值是9.7%（2003年）。最近这些年，日本经济逐渐复苏，而东京都的人口总量进入了一个明显的上升时期。在1996-2006年间，东京都的年均人口增长量为8.88万，目前这一增长趋势没有停止的迹象。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东京都的扩张，日本另外一个大城市大阪的人口规模有所下降，这表明，经济活动和人口向少数大都市的集聚的确体现了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