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从2003年以来，一些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相对快于东部沿海地区。2008年9月，中国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以后，进出口下滑非常明显，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内地省份则保持了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中国长期以来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得到了扭转，事实上，短期内的平衡增长趋势可能只是政策所致，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但是，从长期来看，在土地跨地区再配置和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区域间的平衡是以巨大的效率损失为代价的，最终，区域间平衡发展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基于最近的研究进展，特别是基于本文作者的一系列实证研究，本文将提出，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关键是劳动力（特别是低技能劳动力）能够跨地区自由流动，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经济进一步集聚发展的同时，实现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差距缩小。从经济政策上来说，要实现这种“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路径，就需要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促使东部地区在获得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的同时，将更多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流动劳动力转为当地的市民。从长期来看，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既能够为下一轮的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又能够促进区域间平衡和城市内部的和谐发展。

　　本文的第二节将提供一个分析框架，阐述经济集聚与区域平衡的关系。第三节讨论阻碍中国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制度障碍。第四节将给出一组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政策建议。

　　二、经济集聚与区域平衡：理论与证据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经济集聚发展是大势所趋，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向少数大城市的周围集聚。平均来看，越是发达的国家，其经济的集聚程度越高，相比之下，中国经济的集聚程度是太低了，而不是太高了。在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是海运的情况下，中国东部沿海拥有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虽然中国在过去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但这只是说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下降，而不是说出口的总量也会下降。只要出口导向的制造业持续增长，未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效应就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事实上，已有研究已经表明，在中国，沿海地区和靠近大港口的地方开放程度更高，确实促进了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经济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向东部沿海集聚？与此同时，一个自然而言被提及的问题就是：这一过程是否会进一步拉大中国经济的地区间差距，造成区域发展的失衡？本节将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特别是我们自己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实证研究，对上述两个问题给出回答。

　　2.1为什么经济要向东部沿海集聚？

　　第一，地理区位是中国城市布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参与了制造业的全球重新布局。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到大港口距离越近，城市更靠近国际市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距离大港口远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交通成本太大，国外市场就不那么重要，这时更可能发展国内和区域贸易，如果国内市场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则有可能形成城市体系的次中心。这一规律被总结为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式。

　　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使得沿海地区靠近大港口，国际贸易成本低的优势得以发挥。最新的实证研究表明，在6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距离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大港口越近，城市更靠近国际市场，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距离远到一定程度之后，即在600-1500公里的范围内，国外市场就不那么重要，距大港口远更可能发展国内和区域贸易，增加本地市场潜力，从而有利于当地经济增长，于是在距离大港口大约1500公里的地方，形成了城市体系的次中心；如果城市到大港口的距离继续增大到1500公里以外，到达国内、外市场的交通成本均较高，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这不仅验证了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也揭示了中国城市体系的发展模式。

　　第二，地理区位影响中国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

　　由于制造业出现了向沿海集聚的趋势，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与制造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关，因此，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也更高。在1990至2006年间，距离大港口（香港、上海和天津）的距离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在2006年，距离大港口500公里左右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要比大港口附近地区低大约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