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鼓励地方抓粮积极性，改变“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现象，国家建立和完善了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自2005年以来，中央财政开始对产粮大县进行奖励补助，资金由最初的55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211亿元，累计安排奖励951亿元，1000多个产粮大县纳入奖励范围。此外，中央财政从2009年开始，还逐步取消了粮食风险基金的主产区地方配套，目前粮食主产区277亿元粮食风险基金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调动了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价格杠杆则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2004年在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的背景下，国家实行了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连年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为中国粮价应对国际波动树起了一堵坚实的“防火墙”，种粮收入上涨也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说，增加农产品供给最重要的还是政策导向。其中价格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比其他要素重要得多，能够更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方面要继续帮助农民减少种粮成本，规避生产风险；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粮食价格，增加种粮比较效益。

　　积极性高涨的农民联合起来，从“单打独斗”到“抱团而行”，从“小舢板”到“大舰队”，从专业合作社到联合社，激发出土地无限的潜力。农民合作、农企合作的新机制，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通过组织化提高了粮食产出。在黑龙江省五常市松花江乡民胜村，负责给村民代耕代种的天德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晶说，合作社采取大垄双行密植、大型机械深松整地精量播种、大喷灌生产模式，每亩株数达到6000株，目标直指亩产900公斤。

　　科技增粮心不慌

        10年来，我国农业科技稳步迈进，成果转化推广日益加强，粮食单产持续提高，夯实了农业丰收的基础。

　　“在耕地和水资源约束日益增强、气象灾害与生物灾害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物化成本与人工成本越来越高的背景下，粮食增产要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农业部总经济师陈萌山说，8年间粮食单产提高55.6公斤，年均提高7公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产提高最快的时期之一。与之相伴的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2003年的45.97%提高到2011年的53.5%，农业科技发展迈上了新台阶，成果转化和推广得到加强。

　　以提高单产为目的的良种创新，成为粮食增产的核心动力。应对国际种业竞争，我国加大品种研发投入力度，育成了一批优良新品种。据统计，我国粮食作物的良种覆盖率已经达到95%，良种对我国粮食作物增产的贡献率达到35%以上。“每一次品种更新都释放出巨大的增产能量。”玉米遗传育种学家戴景瑞告诉记者，8年来，我国玉米单产从640斤提高到764斤，品种的更新换代在玉米单产增加因素中占40%至50%的比重。

　　近年来，以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为核心的旱作农业技术正在被大力推广，综合协调了影响产量的各主要因子，农作物增产效果显著。早在2007年，我国旱作区生产的粮食就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5%。“发展旱作农业已成为抗旱夺丰收的革命性措施。”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说，要加大政策、资金、科技等的支持力度，“十二五”期间力争使自然降水生产效率提高10%以上，实现从对抗性农业向适应性农业的转变。

　　高产创建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集成推广了一大批抗灾增产技术，用鲜活的案例让农民看到了增产的实效，把专家的产量变成了自己的产量。作为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的重大举措，目前高产创建已进入整建制推进阶段。今年，小麦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2400个，比上年增加850个，示范片平均亩产450公斤至500公斤，比全国小麦平均亩产高30%以上。

　　这几年农业科技的进步，数也数不清。GPS、遥感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有效缓解了农业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依赖；低温物流自动检测技术的研发，提高了农产品加工的国际竞争力；秋整地使用农机深松作业，可使来年玉米亩均增产200斤……粮食实现连续8年增产，我国粮食安全在农业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中破题。在立足国内实现粮食自给的同时，我国适度增加资源性农产品进口，缓解了农业资源紧张的压力。几年间，我国农产品贸易规模每年以100亿美元到200亿美元的速度扩大，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