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农：科研单位要与自办企业“事企脱钩”，是不是要等事业单位改革完成后才能进行？

　　李立秋：要等事业单位分类初步完成，然后同步推进，要是没有事业单位改革推进，8号文件的落实就更难，单独推进根本不可行。

　　南农：不一定所有的科研单位都能纳入公益类，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按8号文件要求必须从事公益研究，但事业单位改革又将其化为非公益型，这种矛盾怎么解决？

　　李立秋：事业单位改革对公益单位有明确规定，但据我了解，各省掌握尺度不一样。有的省级科研单位育种很不错，政府看其有效益，可能会把这个单位推到市场，并不断压缩科研经费。这部分科研单位会存在，但比例不大，往往与自办企业有紧密联系，而且育种人员在公司的收入比在所里收入高。我认为有两种选择：一是一部分人确实愿意进入企业，就可以到企业从事育种；另一选择是，留在所里搞基础性研究。

　　然而，目前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估计绝大部分科研人员不愿意流转到企业，但他们手里有资源、有技术、有品种，正是企业需要的人才。这部分人将怎么办，是需要特别研究的类型。

　　南农：在科研人才流动方面，农业部会不会出台相关鼓励政策？

　　李立秋：农业部没办法，只能提倡。因为人事上的事，农业部说了不算。

　　鼓励探索商业育种模式

　　南农：8号文件出台后，各类企业与科研单位、企业与国家产业技术体系以及企业间的合作模式消息不断传出来，任何合作形式都鼓励吗？

　　李立秋：放水养鱼，大伙各显神通。把握的大的原则――向逐步分离、企业化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转移。8号文件制定的大方向不能变。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利用、优化现有科研单位掌握的资源。过渡期内，会有很多形式过渡，会有很多形式的科研单位与企业联合，各种创新机制，探索创新多种渠道，这也符合中国国情。如果只考虑政策，不结合国情，政策是没办法落实的。

　　南农：现在不能说哪种模式比较好？

　　李立秋：积极鼓励多方探索，还不能说哪些形式好，哪种模式最好。河南、吉林两省出台了相关政策，允许科研院所进入企业，比如河南省农科院对秋乐种业控股，科研人员进入企业，政策给予支持，保留事业身份，退休可再回来。

　　科研单位持股进入企业的方式，我很赞同。这是非常平稳的过渡，资源、人才、潜能、智慧得到了充分发挥，研发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对企业也是很大支持。

　　南农：3月6日，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携手北京德农、山西屯玉等8家骨干企业签署协议，共同组建中农华玉种业联合创新有限公司，旨在玉米商业化育种新机制方面实现突破。如何评价这种科企合作模式？将带来怎样影响？

　　李立秋：这是目前体制下一种很好的形式。我出席了他们的签字仪式，8个企业出资5000万元注册一个公司，加上作物所，9个单位平均股权，共同搞研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我认为有条件的企业和科研单位，应该效仿这种做法。

　　南农：国家政策偏向扶持大企业，这对于中小企业是不是一种不公平？

　　李立秋：这需要客观看待，一方面我们国家需要支持民族种业的发展，这是国家战略要求。因为种子问题涉及粮食安全问题，不能被外资企业操控，这在国际上是有教训的。事实上，中国种业就是缺乏大公司，需要扶持培育出实力雄厚、能撑起民族种业的大公司。另一方面，政策并不剥夺中小企业的生存权利。在当前政策下，中小企业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做出自己的品牌，可以立足当地做特色品种。我不希望多数中型公司盲目扩张，这样的结果可能不好。更多的经营性公司，安心卖种子，诚信经营就行了。一个大公司，要有一批小公司配合合作，谁也离不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