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将中(低)产田变成高产田。“用地养地”就需要有机肥，在现有的光照、雨热、水利、机械、电力条件下，我国许多地方的中(低)产田可变高产田，前提是需要大量的有机肥(含重金属和抗生素的工厂化禽猪粪除外)。牛是名副其实的“造粪机器”。每生产1吨牛肉约生产16.7吨牛粪，我国18亿农田可产近17亿吨的有机肥。在山东平邑县弘毅生态农场，我们经过4年有机肥还田，在坚持“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前提下，该农场已成功将低产田(600公斤/亩,玉米小麦周年产量)改造成吨粮田(1028公斤/亩)，充分显示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强大威力。

　　我国有18亿亩农田，高产、中产和低产田面积各约占三成，如果将低产田改造成中产田，中产田改造成高产田，则中国耕地产出的粮食很轻易突破6亿吨粮(有6亿亩高产田即可完成)，从而实现“藏粮于地”。生态循环农业粮食生产潜力巨大，转基因生物技术难以与之比肩。

　　那么，既然生态农业有那么多的好处，为什么“叫好不叫座呢”？这是因为，农民不会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也不会管城市里人的健康；国家在生态农业的扶持经费少，而将农业补贴多数给了农药、种子、化肥商；国家用于转基因种子研究的经费接近300亿元人民币，而用于生态农业只有其中的三十分之一；粮食优质无优价，市场以次冒真，造假的成本远远低于造真的成本；城市消费者不明白“在健康的环境下，用健康的手段，生产健康的食品”需要有合理的价位，农民才会生产；再加上主流声音偏见地宣传“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决策者对生态农业采取观望态度，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操控公益性非常强的生态农业或有机农业产业，由此造成了生态农业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

　　三、怎样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首先，将各项农业补贴改为直接高价收购粮食。将被农业管理部门、化肥商、农药商、农膜商、种子商、配方施肥、生物技术专家拿走的不利于粮食可持续生产的国家经费直接还给种粮农民。适度恢复“公粮制”，让真正的种地农民直接从高价售粮中受益。作为粮食高价收购的兑现条件，农民必须承担恢复地力、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的基本责任。待粮库中的粮食充实后，逐步停止粮食进口。以保护国民健康为由，停止转基因玉米、小麦和大豆进口，转而提升中国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

　　其次，提供低息、贴息或无息小额贷款，帮助农民寻找致富出路，带动村建设。山东平邑县蒋家庄的农民在没有政府补贴的前提下，在专家指导下，利用秸秆养牛，产品依然走向市场，增加了收入，恢复了地力，但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10%的利润给了银行。大量农药进入生态系统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采取物理加生物的办法，在无农药前提下控制虫害，一可节省药钱，二可保护生态环境，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农村妇女，挽救了母亲(近距离喷洒农药多为妇女从事)。农田里没有农药和除草剂，诱捕的昆虫和人工除的

　　草，可作为生物质资源，发展柴鸡、鹅、蝗虫、淡水鱼等，增加农民收入。在健康环境下养殖的动物健康、抗病、肉质安全。但所有这些公益性的农业事业，必须得到政府扶持或健康市场的认可才能推广。

　　第三，解决农民后顾之忧，解决他们面临的教育与医疗，生老病死等现实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更多的人口留在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可减少粮食压力。这是因为，农民满足了自身的粮食安全就是满足了国家粮食安全。几年前中国的农民还占总人口的70%，现在这个数字已低于50%，如果继续推进美国式的城市化，让少数人养活多数人，中国耕地压力将越来越大。实际上，稳定农民在家乡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是合理的粮价。目前粮价低廉，远远低于三四十年前的相对价格，农民对种粮兴趣不大。如果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同时解决了他们面临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农民就会主动以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生产粮食，即发展生态农业。大量农民在家乡从事与涉农产业，城乡经济社会格局将是另外的局面。

　　第四，建立一支稳定的以青壮年为主力的粮食生产大军。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军事安全高度予以重视，要研究西方控我石油、拒绝出售给我粮食后的粮食生产紧急预案，从技术、土地、仓储、运输等方面提前做好应急准备。要认真普查我国到底还有多少亩耕地用来种植粮食？我国到底储存多少吨粮食，才能抵御未来重大自然灾害和局部战争。对那些无视国家粮食安全，非法强占倒卖耕地、虚报当地粮食种植面积、大肆非法骗取和贪污国家粮补贴款、非法盗卖国家粮食储备库存粮的各级官员，加大依法打击力度，确保国家粮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