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我国粮食生产的因素不是种子不争气，而是农民不愿意种地(种粮不挣钱)，没有力气种地(妇女与老人从事农业)，地力出现严重下降(用地不养地)。这是城市掠夺乡村，大力发展工业化农业的必然后果。

　　粮食进口对中国农业生产冲击很大。一方面农民种地积极性下降，粮食生产能力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大量进口粮食与油料作物。2011年，我国从美国、巴西等国家进口了5250万吨转基因大豆、500万吨转基因玉米、120万吨小麦、151万吨大豆油、660万吨棕榈油。进口的粮食，加上进口油料作物和油料折合粮食，共高达1.39亿吨，占当年中国消耗量的19.2%，大大超越了10%的安全警戒线。粮食大量进口，且以充满风险的转基因为主，进一步造成了粮价便宜，农民种地更没有利可图，抛荒现象就更突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中国用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25%的人口，但代价是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和70%左右的淡水资源。“粮食八连增”背后的数据是，2-3倍于欧美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数倍于传统种子的工业种子费用。如何解决粮食产量与耕地退化之间的矛盾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才是正确出路，这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总结人类几十年来农业发展道路得出的经验。据专家实验分析，搞生态农业不仅不会饿死人，相反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

　　我国有18亿亩农田，高产、中产和低产田面积各约占三成，如果将低产田改造成中产田，中产田改造成高产田，则中国耕地产出的粮食很轻易突破6亿吨粮(有6亿亩高产田即可完成)，从而实现“藏粮于地”。生态循环农业粮食生产潜力巨大，转基因生物技术难以与之比肩。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将各项农业补贴改为直接高价收购粮食。将被农业管理部门、化肥商、农药商、农膜商、种子商、配方施肥、生物技术专家拿走的不利于粮食可持续生产的国家经费直接还给种粮农民。适度恢复“公粮制”，让真正的种地农民直接从高价售粮中受益。作为粮食高价收购的兑现条件，农民必须承担恢复地力、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的基本责任。以保护国民健康为由，停止转基因玉米、小麦和大豆进口，转而提升中国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

　　第二，提供低息、贴息或无息小额贷款，帮助农民寻找致富出路，带动村建设。山东平邑县蒋家庄的农民在没有政府补贴的前提下，在专家指导下，利用秸秆养牛，牛粪产生沼气，沼渣、沼液和堆肥还田，产品依然走向市场，增加了收入，恢复了地力。但农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10%的利润给了银行。在健康环境下养殖的动物健康、抗病、肉质安全。但所有这些公益性的农业事业，必须得到政府扶持或健康市场的认可才能推广。

　　第三，解决农民面临的教育与医疗，生老病死等现实问题。农民满足了自身的粮食安全就是满足了国家粮食安全。几年前中国的农民还占总人口的70%，现在这个数字已低于50%，如果继续推进美国式的城市化，让少数人养活多数人，中国耕地压力将越来越大。实际上，稳定农民在家乡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是合理的粮价。目前粮价低廉，远远低于三四十年前的相对价格，农民对种粮兴趣不大。如果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同时解决了他们面临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农民就会主动以保护生态环境的做法生产粮食，即发展生态农业。

　　第四，建立一支稳定的以青壮年为主力的粮食生产大军。将粮食安全上升到军事安全高度予以重视，要研究西方控我石油、拒绝出售给我粮食后的粮食生产紧急预案，从技术、土地、仓储、运输等方面提前做好应急准备。要认真普查我国到底还有多少亩耕地用来种植粮食？我国到底储存多少吨粮食，才能抵御未来重大自然灾害和局部战争。保障粮食安全必须有一支以青壮年为生力军的种粮大军，老人和妇女只能起辅助作用。稳定这只队伍，需从国家粮食战略安全高度出发，从稳定粮食产量和保护耕地质量的实际出发，给予政策的特殊倾斜，不能放任市场垄断粮食供应。用土地流转的办法生产粮食必须作为国家行为，否则将是对农民利益的进一步掠夺。

　　第五，建立生态循环粮食生产实验示范区，用生态学的办法，一揽子解决粮食安全、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农民就业、农业院校大学生就业等问题。在粮食生产大省的河南、山东等地，先进行村级实验，再进行镇级实验，逐步扩大到县这一级，然后在全国粮食生产区域推广。作为国家可持续粮食生产实验示范区的保障条件，国家对科学家指导生产出来的粮食以高价保价收购。待实验成功后，逐步走向成熟的有机食品市场，实现种地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