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推广仍然面临‘技术从哪里来’和‘人从哪里来’的问题。” 3月11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孙其信代表表示，今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的农业技术推广法，将着眼于解决这些问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并明确：“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认为，钱有了，但要修补“网破线断人散”的农技推广现状，仅仅有钱是不够的。

　　“农技推广最大问题是技术源头缺失”

　　浙江省温岭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林?已从事农业技术推广近30年，如今她最忧心的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老龄化问题。

　　她以自己所在的温岭市为例说，该市共有50名从事粮棉油菜的农科员，平均年龄超过50岁，其中高级职称1名、中级职称23名、初级职称或无职称26名（占总数的52%），而年轻、有能力的都已千方百计“跳农门”了。

　　“由于年龄老化，知识结构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等，农业科技成果很难在当地转化，先进农业技术很难在当地推广。”林?说，这造成推广能力滞后于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的需要。

　　浙江省林业厅副厅长吴鸿委员带来的数据也不乐观。

　　“由于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原因，有些县市的推广机构已有多年未进1名大学生，造成年龄、知识结构的脱节与老化。”吴鸿表达了同样一个观点：由于培训制度不落实，缺乏培训经费，基层林技人员长期得不到培训、交流考察或学习深造的机会，知识老化，服务能力不强，已不能适应现代林业和村建设的需要。

　　前些年，在政协农业界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委员们为了发言，不得不“撇开情面”抢话筒。他们讨论的焦点是：农业科研体制太旧了！农业科技投入太少了！农村科技推广体系太破了！

　　“网破、线断、人散”，这是部分农业界委员对农村科技推广体系的评价。有委员担忧：“条件差、没有钱，基层的农业科研人员大都靠卖种子、卖农药为生。你还能指望他给你推荐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吗？”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2006年8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这也被认为是历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与建设工作。但林?说，从各省市调查情况看，基层反映最强烈，也是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好的主要问题是人员被抽调、工作要兼职等，以及推广人员“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在职”等问题。

　　孙其信认为，如今农业技术推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技术源头的缺失。

　　技术从哪里来？

　　农民碰到技术问题，不找推广站，反倒依赖直接将技术送到家门口的供销社等单位。人大会上，孙其信的这段阐述让不少代表委员产生了共鸣。这也是农业技术源头缺失的真实写照。

　　“现在的农业技术推广以省地县乡四级推广网络为主体，以大学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作为补充，即‘一主四元’。”但孙其信认为，在实践中，现有的四级推广网络已经远不能满足需求，更重要的是，现行的农科推广体系中，农业推广服务部门有推广责任，但没技术，而有技术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却没有推广任务，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校和服务的对象农民是脱节的。

　　“一定要在‘一主多元’上做文章。”他告诉记者，6年前，在国家唯一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示范区支持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尝试以大学为依托的推广方式，把大学成果和地市县乡成果结合起来，在产品主产区，设立实验示范站和相应的示范基地，逐步形成了以农业试验示范站为主体，以农业科技培训和信息咨询服务网络为支撑的科技推广模式，打通了科研、推广和应用之间的通道，促进大学农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

　　截至目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先后建立起白水苹果、眉县猕猴桃等9个试验示范站，在省内外建立的关中玉米、渭南棉花、海南作物育种、青海设施农业等20余个示范基地，形成了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集成平台和快捷通道。

　　“这加速了学校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孙其信认为，通过这一模式，推进了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与推广体系的有效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