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暴利”背后

　　《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有望今年6月出台。这项规划被上升为国家级专项发展规划，首次从国家的角度关注内贸流通业的发展，有关财政支持和完善法制等方面内容均在规划中有所涉及

　　宏观与微观产生了戏剧性的对立。

　　5月6日，高盛亚洲发布报告预测，中国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将为5.1%，延续3月份5%以上水平，处于三年来历史高位。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城里人感到蔬菜越来越贵了。与城市蔬菜零售价格“高企”相伴随，一季度居民消费食品价格指数猛升至11%。

　　然而，4月中旬的一天，一位山东农民却由于自己种的白菜仅能卖到8分钱／斤而自杀——这个价格远不能支付其种植成本。“血本无归”成为当下很多菜农的切身感受。自年初开始，它蔓延到广东、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由南向北的各个蔬菜种植区。

　　更怪异的现象出现了：农民们招揽过路人，把地里的菜白送给他们。然而，这些所谓被“天上掉馅饼”砸到的人，在把菜运到城里售卖时，却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赚钱，还赔了不少。

　　2011年的春天，生产与消费的严重错位在农产品领域演绎得淋漓尽致，其背后，是过度滞后的农产品流通业。

　　然而，错位的不仅是农产品，工业品、消费品等几乎所有商品均遭遇类似掣肘，它像一只强大的无形之手，不断扭曲着中国的经济链条，推高中国的物价涨幅，侵蚀着全民的社会福利水平。

　　作为经济的动脉血管，流通业正前所未有地与整个中国经济的脉动息息相关。决策层新共识正在达成，中国政府将以有力的有形之手，加速催动流通业体制变革，进而抚平其给中国物价乃至经济带来的日益凸显的“无法承受之重”。

　　谁的“暴利”？

　　“中间笑，两头哭”被各大媒体用来形容近期“种菜赔、买菜贵”的现象，人们把责任都推给了流通环节的中间商，认为他们在其中牟取了“暴利”。

　　5月4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来到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集散地——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在叶菜售卖区，可见到很多被当做垃圾丢弃的成捆的菠菜或是洋白菜，卖菜的货车一辆挨着一辆，车上的菜满满的，但光顾的人却很少。

　　王瑞雯，一位来自陕西农村的姑娘，守着自己剩下的几千斤菜，等待着买主。“从年初开始，菜就卖不上价，生意越来越不好做。4个多月来，一共才赚到了2000多元钱。”她对记者说。

　　但王瑞雯明白，自己的现状还是要比那些种菜的农民好一些，很多农民都是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把菜卖出去，甚至有些人无奈地把菜白送给收购商。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指出，农产品生产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当期市场价格由供应量决定，而供应量则取决于上期市场价格的高低，即经济学中的“蛛网理论”。

　　每个生产者都认为当前的市场价格会持续下去，自己改变生产计划不会影响市场，但是蔬菜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也即供给量对价格很敏感，但是需求是相对刚性的，即使价格变动，需求也很难变化，因此蔬菜收购价格就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并循环往复。

　　多年来，中国蔬菜“买难”和“卖难”一直交替出现。北京市商委的一位官员就表示，去年4月份，自己很忙，那时候是在调研菜价贵的问题，而今年4月份也很忙，却在调研蔬菜“卖难”情况。

　　然而，当蔬菜在地头已经几分钱一斤了，城里市场零售价还在1元至2元每斤，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中间的“暴利”流到了哪里？

　　一位蔬菜一级批发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从山东农村收购了近6万斤西葫芦，运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售卖，其收购价格是每斤2毛钱，而中间负担的有关包装费、人工费、运输费、批发市场进场费等必要的流通成本是本次货品价值的138%，也就是说，流通成本的花费远远高于蔬菜的进价。菜价中蔬菜成本占33%，流通成本占近50%，剩余20%是蔬菜的损耗和毛利润。

　　这位批发商表示，高额的流通费用，不仅仅高于蔬菜本身的成本价，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今年蔬菜包装费上涨了50%，油价上涨了近18%，而北京房租价格上涨了10%左右，同时批发市场的进场费也涨了。由房租推动的人工费成本也由每人每天60~70元上涨到100元左右。这些都成为菜价中必须支出的刚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