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暴利”背后
《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有望今年6月出台。这项规划被上升为国家级专项发展规划，首次从国家的角度关注内贸流通业的发展，有关财政支持和完善法制等方面内容均在规划中有所涉及
宏观与微观产生了戏剧性的对立。
5月6日，高盛亚洲发布报告预测，中国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将为5.1%，延续3月份5%以上水平，处于三年来历史高位。
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城里人感到蔬菜越来越贵了。与城市蔬菜零售价格“高企”相伴随，一季度居民消费食品价格指数猛升至11%。
然而，4月中旬的一天，一位山东农民却由于自己种的白菜仅能卖到8分钱／斤而自杀——这个价格远不能支付其种植成本。“血本无归”成为当下很多菜农的切身感受。自年初开始，它蔓延到广东、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由南向北的各个蔬菜种植区。
更怪异的现象出现了：农民们招揽过路人，把地里的菜白送给他们。然而，这些所谓被“天上掉馅饼”砸到的人，在把菜运到城里售卖时，却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赚钱，还赔了不少。
2011年的春天，生产与消费的严重错位在农产品领域演绎得淋漓尽致，其背后，是过度滞后的农产品流通业。
然而，错位的不仅是农产品，工业品、消费品等几乎所有商品均遭遇类似掣肘，它像一只强大的无形之手，不断扭曲着中国的经济链条，推高中国的物价涨幅，侵蚀着全民的社会福利水平。
作为经济的动脉血管，流通业正前所未有地与整个中国经济的脉动息息相关。决策层新共识正在达成，中国政府将以有力的有形之手，加速催动流通业体制变革，进而抚平其给中国物价乃至经济带来的日益凸显的“无法承受之重”。
谁的“暴利”？
“中间笑，两头哭”被各大媒体用来形容近期“种菜赔、买菜贵”的现象，人们把责任都推给了流通环节的中间商，认为他们在其中牟取了“暴利”。
5月4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来到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集散地——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在叶菜售卖区，可见到很多被当做垃圾丢弃的成捆的菠菜或是洋白菜，卖菜的货车一辆挨着一辆，车上的菜满满的，但光顾的人却很少。
王瑞雯，一位来自陕西农村的姑娘，守着自己剩下的几千斤菜，等待着买主。“从年初开始，菜就卖不上价，生意越来越不好做。4个多月来，一共才赚到了2000多元钱。”她对记者说。
但王瑞雯明白，自己的现状还是要比那些种菜的农民好一些，很多农民都是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把菜卖出去，甚至有些人无奈地把菜白送给收购商。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指出，农产品生产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当期市场价格由供应量决定，而供应量则取决于上期市场价格的高低，即经济学中的“蛛网理论”。
每个生产者都认为当前的市场价格会持续下去，自己改变生产计划不会影响市场，但是蔬菜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也即供给量对价格很敏感，但是需求是相对刚性的，即使价格变动，需求也很难变化，因此蔬菜收购价格就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态，并循环往复。
多年来，中国蔬菜“买难”和“卖难”一直交替出现。北京市商委的一位官员就表示，去年4月份，自己很忙，那时候是在调研菜价贵的问题，而今年4月份也很忙，却在调研蔬菜“卖难”情况。
然而，当蔬菜在地头已经几分钱一斤了，城里市场零售价还在1元至2元每斤，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中间的“暴利”流到了哪里？
一位蔬菜一级批发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从山东农村收购了近6万斤西葫芦，运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售卖，其收购价格是每斤2毛钱，而中间负担的有关包装费、人工费、运输费、批发市场进场费等必要的流通成本是本次货品价值的138%，也就是说，流通成本的花费远远高于蔬菜的进价。菜价中蔬菜成本占33%，流通成本占近50%，剩余20%是蔬菜的损耗和毛利润。
这位批发商表示，高额的流通费用，不仅仅高于蔬菜本身的成本价，而且还在不断上涨。今年蔬菜包装费上涨了50%，油价上涨了近18%，而北京房租价格上涨了10%左右，同时批发市场的进场费也涨了。由房租推动的人工费成本也由每人每天60~70元上涨到100元左右。这些都成为菜价中必须支出的刚性成本。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表示，当前，蔬菜流通环节的成本至少要占到菜价的1/3至2/3，有的甚至占到了90%。
可见，当流通成本远远高出农产品自身成本时，一车白给的蔬菜运到市场还会赔钱就不奇怪了。
除了批发商，零售商的运营成本也在大涨。农产品流通专家、北京八里桥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尔烈注意到，城市里绝大部分蔬菜零售商都是农民工，目前通州区大规模拆除了城乡结合部的平房，使这些人被迫租住楼房，房租由原来每月150~300元，上涨到1000~1500元，同时这些商户租的菜摊铺位也在随着房租价格而上涨。房租涨了，菜价必然会涨。
终端消费者支付的过高菜价，并没有多少流进了农民和中间商的口袋，而是被社会上油价、房价等价格的大幅提高而吸走。
高企的流通成本
“买难”与“卖难”循环出现，三方却都没有获益，“这反映出中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存在着严重问题。”赵尔烈说。
中国蔬菜生产完全是无序的生产，完全市场导向。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脱节，盲目生产，被市场完全牵着鼻子走，波浪式地起伏不可避免。
流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环节，最根本的办法是整合农产品的供应链，以需求引导生产。
根据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了保障蔬菜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合理性，政府都会投资兴建一些公益性的批发市场和社区商业网点，然后再请专业的公司入驻管理，同时配合适当的免税政策，使物价与房地产价格不致于影响到居民必需品的价格。
而法国则干脆根据《公益市场法》，规定了国内20几个批发市场都是公益性的，市场里工作的都是公务员。
然而，中国的流通环节重要节点——批发市场，却走了一条与上述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当前全国大约4300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都是盈利性质的。
王瑞雯对记者表示，批发市场的各种杂费和罚款名目繁多，进场费也在不断涨价，但是除了被收钱，他们得不到任何信息服务。
这些农产品批发市场主要通过收进场费和交易费盈利，类似于一个大的物业管理者，而搭建信息平台是一件花钱却不挣钱的事，当然没有人愿意做。
赵尔烈所在的八里桥市场是一家国企，他毫不讳言地说，“我们也是挣钱第一，我每年都有任务指标，必须完成，而且每年纳税1000多万元，这些都是从场租费和进场费中来的，必然也会传导到菜价中。”
未来菜价长期的上涨趋势不难预测，而公益性的信息平台则很难建设，供应链最重要的节点批发市场都难以整合，农产品流通业岌岌可危。
商务部一位负责市场流通领域的官员对记者表示，流通业的薄弱与高成本不仅存在于农产品领域，而是涉及到所有商品的流通。
最直观的例子是，1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元到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
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物流总成本占GDP比率为18.1%，而发达国家为10%左右；中国年商业流通资本周转为2~3次，而日本则为 15~18次；2007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商品库存占当前销售额的6.37%，美国、德国、日本在1990~1998年间只占 1.14%~1.29%。
体制求变
上述官员认为，当前流通业的薄弱与高成本，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流通业一直没有被视作一个产业，不像农业、工业那样有整体的战略发展目标。长久以来，流通业的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化技术应用少和组织化程度低，而其发展却被认为是市场的事情，应完全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流通的高额成本和低效率使整个社会支出增多，而无序的市场竞争无法有效地整合资源，商贸流通中应有的公益性也被忽略。
与此同时，外资凶猛进入中国商贸领域，使中国流通业毫无防备。
拿流通业中占比较大的零售行业来看，2010年中国连锁百强中，主要外资企业有21家，其中超市12家，百货5家，家电、餐饮等连锁类企业4 家，共实现销售收入3539亿元，占连锁百强的21.3%，比2009年同比增长22.4%。5家外资大型超市新增店铺140家，新开店数比上年增加了 22%。
外资企业使得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本土企业的发展则显得捉襟见肘。更为重要的是，外资零售企业不仅会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甚至会形成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进而提高销售价格，进一步抬高流通成本。
“也就是在2008年以后，财政才有一部分资金投入商贸流通领域，改造了一些批发市场的简陋设施，并支持了一些信息化系统的建设。”这位官员对记者表示，以前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财政投入。
流通是一个大概念。中商商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于淑华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流通包括了供应链上下游的方方面面，而中国当前的行政体制对于流通领域的监管还是政出多门，多头管理。
比如农业的生产环节归属农业部管理，而农产品流通领域还包括了供销合作总社、国家发改委、质检总局、卫生部、工商局等等，横向多头管理给形成纵向完整的供应链造成了障碍。
同时，对于商业这种涉及到千家万户利益的产业，需要体现公益性，一方面必须得到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支持，另一方面则需要相关法律的约束，比如《市场流通法》、《商业网点条例》等。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商务部一直在主导编制《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这项规划被上升为国家级专项发展规划，首次从国家的角度关注内贸流通业的发展，并有望在今年6月出台。
有关财政支持和完善法制等方面的内容均在规划中有所涉及，但“能不能真正实行，还要看国家能否长期赋予流通业整体的、战略性的发展规划，这需要转变观念，更需要各部门的配合。”上述官员表示。
流通体制变革亟待推进，一方面整合各供应链，提高效率节约成本，避免市场的无序竞争和盲目生产，另一方面保障其公益性，使全社会的流通成本和企业成本得到降低，也使整个国民福利得到提高。
插排：
与城市蔬菜零售价格“高企”相伴随，一季度居民消费食品价格指数猛升至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