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开展农业保险绩效评价和提高政府保费补贴效果的前提条件

　　农业保险商品的准公共物品特性决定了农业保险采用纯商业性经营方式难以成功，必须有政府介入和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和必要的法律与行政支持，这也是国内外农业保险发展历程所证明了的。国家财政补贴中面临的补贴什么、补贴多少、补贴给谁、直接补贴还是间接补贴以及补贴效果如何等问题，既是制度问题，同时又是技术问题，需要在深入开展农业生产风险评估与区划，弄清各个地区、各类作物、各种灾害的风险大小和分布规律，准确进行费率厘定的基础上，结合各级政府的政策目标导向、各地农业保险需求程度和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进行财政补贴的制度设计和补贴效果的评价。自2007年中央财政开始提供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以来，我国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逐年增大，中央财政补贴规模从2007年的20.5亿上升到了2010年的103.2亿元，保费补贴比例也不断扩大，然而，国家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的功能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挥？是否达到了政策预期目标？我国财政保费补贴的比例是否合适，最优补贴比例是多少？对于这些问题，由于诸如农业风险评估和区划工作滞后等多种原因，我国还没有开展深入研究和系统评价，使得一些政府部门尤其是财政部门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规模和力度是否合适“心里没底”，开始质疑财政补贴资金是否存在某些“浪费”，这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持续发展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二、我国农业生产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严重滞后

　　农业生产风险评估与区划是开展农业保险的前提和条件，是农业保险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然而，与国外农业保险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生产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却严重滞后，无论是在学术研究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存在不小的差距。

　　（一）我国农业生产风险评估与区划研究工作较为薄弱

　　国外发达国家学术界很早就认识到农业生产风险评估与区划对农业保险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十分重视该方面的研究工作，与农业风险评估与区划紧密关联的农业保险精算技术一直是农业保险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而国内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逐渐重视对农业保险问题的研究，虽然早在1994年国内就有学者提出要重视农业风险评估与区划方面的工作，但并未得到应有重视，2004年以后国内才有学者陆续开展了这方面的定量研究。在二十多年的农业保险领域的研究中，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农业保险性质特点、发展道路、体制机制、制度模式和国外经验等宏观理论层面，而对农业生产风险评估、风险区划和费率厘定等定量技术层面的研究较为缺乏，从而造成农业生产风险评估与区划方面的研究薄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理论及方法体系需要完善。国外对农业生产风险评估与区划的研究是以现代风险评估、概率及数理统计为理论基础，理论假设严谨，模型设计规范，数学推理严密，技术应用先进，已经形成了一个十分完善的农业风险评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国内对农业风险评估及区划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由农业经济学家和灾害研究学者分别进行的，虽然国内农经学者在农业生产风险评估区划及保费厘定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样本数据处理、评估模型构建、区划指标选择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但还不完善，大都属于零星的学术探讨，尚未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风险评估与区划框架体系，而灾害学者对农业灾害风险评估及区划的研究本是以防灾减灾为目的，其研究以定性的指标体系评估方法为主，评估结果只是一个定性的高、中、低风险等级，不能直接用于农业保险领域的风险评估和费率厘定。

　　（2）研究深度及严密性需要提高。国外学术界十分重视研究方法的稳健性及定量化的实证研究，其研究全面深入，在农业生产风险评估的数据选择、时间趋势处理、模拟方法确定、分布模型选择等各个方面均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如仅在农业风险评估中的数据使用问题上，就有许多学者研究县级层次作物单产数据的调整方法，以克服农户层次单产时序数据不足、直接使用县级加总数据又会低估风险的问题。而在风险模型模拟及构建的关键点上，国外学者更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已提出了参数、非参数和半参数三类构建作物生产风险分布模型的方法，在每一类方法中又有多种具体模型形式，如Beta、Logistic、 Weibull、Gamma、John Family等参数方法模型，Kernel核密度、贝叶斯核密度等非参数模型等。虽然国内学者已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就农业风险评估及区划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但研究的深度及论证严密性仍有待提高，如国内许多学者利用非参数信息扩散模型对农业生产风险进行评估，但该方法与国外普遍采用的非参数核密度方法有何异同，国内学者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另外，国内学者虽然提出了利用农业灾情数据进行风险评估的方法，但该方法也存在不能具体到作物品种的问题，该问题仍需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