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通过建立财政资金、金融资金、社会资金之间的良好流动和协调配置机制，为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发挥催化和聚集作用。近年来，我国对农村经济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特别是当前，加大财政资金对于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吸引金融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农村。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尽可能地结合使用，两类资金在捆绑投资、捆绑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形成互补互利、共同促进的良性循环，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而且，财政政策只有和金融服务实现有机结合，才能起到乘数效应。

　　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实施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对农村金融机构体现“多予”，税收政策体现“少取”，货币和监管政策体现 “放活”。“三农”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收益较低，与城市金融机构之间存在明显收益级差。农村金融机构是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实际上就是扶持“三农”；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便利，实际上就是给予“三农”的便利。财政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支农投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实际上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支农惠农。因此，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普惠制的农村金融税收优惠政策和弱势金融业务财政补贴政策。那些支农力度大、经营业绩好、客户满意度高的金融机构，可以加大奖补力度，强化正向激励。通过鼓励性的财政政策，可以逐步熨平城乡金融业务的成本收益级差，为金融机构统筹发展城乡业务创造必要条件。

　　第三，可以着眼于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放活”，进一步加强对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建议尽快修改《贷款通则》中不适合农村地区情况的担保、抵押规定，适当放宽农村地区的担保要求和担保品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建立以信任和第一还款来源为基石的信贷文化。出台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适度降低涉农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组织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颁布实施金融机构的县域存贷比限制指标，鼓励金融机构尽可能多地增加“三农”信贷投放。尽快推出农村金融资产的证券化和票据化产品，允许商业性涉农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

　　金融监管与金融发展是矛盾的统一体。监管过度，会影响发展，窒息发展。监管缺失，自由放任，会酿成系统风险。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教训、过去大量的农村金融坏账以及当前的金融海啸，就是很典型的案例。建议对农村金融机构主要采用扶持性、鼓励性监管，但讲扶持性监管、差别监管，绝不是放松监管，更不是不要监管。在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加大投放、多做业务的同时，引导和监管它们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创新风险管控手段，提高微观风险管理能力，切实肩负起对存款人、对股东、对公众的责任。防止以牺牲公众安全为代价，博取短期利益的发展模式，防止多重委托代理体制下的道德风险。在监管指标上，可以对农村金融机构设置差异性的考核指标，适当降低成本收入比和人均、点均等效率指标的考核占比。在市场准入上，可以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缔造更多的合格经营者。

　　第四，可以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以上这些措施，可以有力地促进农村资产和权益合法、有序地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提高农村信贷的资产支持水平，促进农村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入。

　　第五，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可以加强合作，有序竞争。农村金融体系层次比较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自的功能定位问题。农村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应当有明确、稳定的功能边界，防止政策性金融异化为商业性金融。农村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应该始终坚持为农服务的方向，避免出现各种形式的“脱农”倾向。在农村金融市场上，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农村金融机构之间需要竞争，更需要合作。广泛开展互补互利性合作，不仅可以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农村金融的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大银行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业务合作和资本联合，把大银行的规模优势和专业优势与中小银行的灵活性和地缘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呼吁各类农村金融机构逐步开放各自的业务渠道和服务平台，我们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并与之分享丰富的业务机会。当然，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是必要的，我们主张逐步削弱价格竞争策略，强化成本竞争、产品竞争和服务竞争，共同营造有利于可持续经营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