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力量应对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的是实施农村专项扶贫开发与推动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扶贫战略体系。在农村专项扶贫开发方面，采取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全面发展”的基本模式。

　　“政府更加注重采取综合措施解决贫困”，国务院扶贫办前主任刘坚曾介绍说。

　　自2000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致力于扶贫和社会保障事业。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旨在通过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扶持人力资本形成、保护环境、改善地区投资环境，以及促进当地的资源型产业发展，实现“西部的全面开放”。2001年，部分考虑到贫困人口的分散性，国家重新调整扶贫投入方向，将原来指定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转变为14.8万个贫困村。除此之外，城市社会保障体制逐步建立并完善。

　　2003年以来，各项工作的步伐逐渐加快。2004年，国家实施一项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培训和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阳光工程”，该计划的目标是到 2010年前培训和转移4000万农民。“十一五”规划期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农业政策从净税收改变为对农业的净补贴，2006年中央政府全部废除农业税。覆盖全国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于2007年开始建立，在政策的推动下，农村低保已在全国范围展开，农村低保在2007年底即达到3500万人。

　　此外，国家还推出了由县级政府负责实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出资补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医疗保险覆盖城市失业居民、学生和儿童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市及农村医疗救助计划、免费义务教育等举措，重点加大对民生的投入。

　　扶贫战略新考量

　　然而，为了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搞好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对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重大意义，必须作为长期历史任务持之以恒抓紧抓好”，《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决策层已经对此明确指示，“必须依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研究完善国家扶贫开发战略，进一步明确战略任务、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研究完善国家扶贫政策体系，对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要继续坚持并不断强化，对不适应的政策要及时调整并不断完善，并与时俱进地出台新的政策措施。”

　　关于研究新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相关政府人士和学者认为，需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的问题。应关注经济增长对贫困人口脱贫的作用是否在减弱，是否存在有效途径进一步促进贫困人口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以扶贫工作重点县和整村推进为标志的瞄准贫困地区政策的效果，是否有更有效的瞄准贫困地区的政策；农村公共财政政策特别是农村教育、农村低保等制度对扶贫的影响程度，财政专项扶贫政策如何瞄准贫困人群等三个方面需要审视。因为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扶贫体制的完善、财政扶贫政策的搭配，而且关系到专项财政扶贫政策方向。

　　其次，农业农村发展新特征对扶贫影响问题。研究人士表示，一方面，随着绝对贫困人口的急剧减少，中国扶贫的首要任务从解决温饱问题向稳定温饱并脱贫致富转变。目前，中国的农业发展出现了阶段性变化，即由原来的农产品短缺过渡到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再到提高农产品质量。这一变化意味着在目前农业经营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土地投入边际效率出现递减的特征，传统农业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作用在下降。

　　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给农村社会带来影响。中国独特的农民工问题不仅引起了对短期农民工收入的关注，而且引起了对长远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关注。从长远看，随着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性因素逐渐消失，农村人口减少必然带来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如果不能前瞻性地将这些问题作通盘长远考虑，非常有可能降低政策效果和造成投入上的巨大浪费。相关研究者认为，这些是研究新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时需要作前瞻性考虑的问题。

　　政策新思路

　　针对专项财政扶贫的体制机制问题，相关人士认为应该明确三个取向：一是财政扶贫资金管理重心进一步下移，赋予省以下地方政府更多的权责，完善省以上监督和绩效考核机制，进一步提高扶贫效率；二是促进贫困人群更大程度地参与到扶贫的进程中去，提高贫困人群自我发展的能力；三是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创新财政扶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