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营养、药物及生物预防、精细化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防控是较为有效的防疫防病手段。但牛病防、诊、治技术及产品市场化进程仍然缓慢，缺医少药现象依然存在。有待形成一套社会化医疗保健与服务体系。

    屠宰加工

    屠宰加工整体产能过剩，南部产区产能不足。

    传统肉牛主产区屠宰加工产能的过剩实际上是落后产能的过剩，其中现有的绝大部分屠宰企业不能满足新修订的“国家屠宰加工企业规范”要求。部分单纯的肉牛屠宰加工企业按照新修订“规范”进行设施设备的升级改造，以及由单纯的屠宰分割加工向牛肉食品综合加工方向延伸产业链势在必行。

    西部和北部产区的局部、尤其是新兴育肥地区缺乏屠宰加工环节支撑，需要完善产业链来进一步提高养殖和加工两个阶段的效益。

    新上马、或者准备新建的屠宰加工企业（厂），普遍意识到了按照自己的育肥牛采购能力和市场销售能力，而不是统计上的肉牛存栏量和育肥牛出栏量来设计屠宰、加工规模，并且在达到卫生安全标准的情况下，最大限度降低设施和设备的投资。

    销售信息化，消费多样化，产品的家用化、精细化和多样化，流通便捷化以及伴随而来的支付信息化，将进一步促使屠宰加工企业向“家庭厨房”、“中央厨房”方向转换功能，并积极导入相关技术。

    不屠宰却加工牛肉的企业（肉品加工企业、冷链中心等），将进一步由牛肉加工向“餐厅、家庭”的后厨方向延伸功能，导入、融合烹饪相关食材原料和技术来延伸产业链。

    牦牛屠宰加工的发展方向，因面向藏区还是内地市场而逐步分化。面向藏区城镇市场的屠宰场的屠宰规模不宜太大，需要维持150天～200天左右的满负荷生产才能盈利，在顺应当地市场和消费习惯的同时，逐步导入肉牛屠宰加工的技术和模式。另一方面，乡村、社区四季都有（热鲜、冷鲜和冷冻）牦牛肉需求，但缺乏屠宰规模更小又具备四季供肉的冷藏设施，不得不依靠家庭制作“牦牛肉干”提供蛋白质，因此有可能出现“一企多点、半年屠宰全年销售”式的藏区乡村社区型屠宰加工、冷藏、销售模式。

    面向内地市场的牦牛屠宰场，一般屠宰育肥牦牛，因此除了需要注意屠宰加工规模适中外，更需在导入类似肉牛屠宰技术模式的基础上，研发独自的育肥牦牛加工技术，开发特色产品以更好地适应内地消费者的需求，提高附加值。

    肉牛和牦牛肉的专业化加工技术的研发，将向进一步追求生物安全、培育国产肉的特色、提升肉质和附加值的方向发力。

    产业政策

    国家级的补贴政策不会有大变化，但还会继续2018年的相关政策。地方政府在诸如基础母牛扩群（见犊补母）、母牛引进、养牛保险、肉牛扶贫、肉牛产业振兴等方面，继续实施标准各异的补贴政策。

    除了“疫苗补贴”和“冻精补贴”之外，其他政策都是“非普惠性”政策。设置门槛、划分“三六九等”进行补贴，性质上属于“歧视性”政策，挫伤了“门槛外、等级外”企业和场（户）的养牛生产积极性，降低了政策效果。如何消除这些歧视性政策，让“补贴政策”发挥更大的生产力，值得各级政府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