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公经费吗?”“没有啊。”

　　“镇里给点吗?”“没有啊。”

　　由于农技推广工作没有“钱途”，农技员队伍萎缩。尺八镇农技推广人员最多时候是1989年，5个人，现在名义上是3个人。“实际上搞事的只有1个，另两个人在做别的事。”用老蔡的话说，“一个主任管自己”。而尺八镇的农田，则有104464亩。

　　“原来和我一批进农业部门的人很多已转行，或者出去打工，留下的很少。”监利县毛市镇农技站负责人陈传珊，对农技员地位的“今不如昔”颇感惋惜。

　　和尺八镇情况相似，毛市镇也只有3个人从事农技推广。陈传珊告诉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毛市镇农技人员多达10人，当时每个村还有一名查虫员。

　　“现在1个人有3万多亩田的农技指导任务，天天跑也跑不过来。过去体系是完整的，我们怀念过去。”陈传珊抚今思昔。

　　“我热爱农业，也只会干农业。只能说路走对了，门开错了。”陈传珊在农技推广岗位上也快干了30年了，他与老蔡一样“今生无悔”。

　　但无悔的陈传珊也知道，年轻人的想法变了，不可能像他们这些老农技员一样，由于对乡亲与土地难以割舍的感情而选择了坚守。

　　“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乡镇农技人员。”陈传珊有些黯然。

　　据了解，目前整个监利县乡镇农技推广人员共有54个，最年轻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人。

　　除了“钱途”，年轻人不愿干农技员，还有“前途”之忧。“以前干我们这行的，最后当上县长的都有，现在连身份都是聘用人员，还有什么奔头。”一位农技员对记者说，由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家人”，他们的发展空间已经固化了。

　　记者随后赴安徽、河南采访了解到，尽管没有搞“以钱养事”改革，基层农技站经费紧张、待遇低、知识老化以及青黄不接的现象同样突出。

　　有183万亩耕地、20多万农户的安徽省蒙城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学章说，全县18个乡镇站，真正学过种植业技术的，只有五六十个人，加上县农技推 广中心搞种植业技术的，也就是100人。“按照农业部测算，每个技术人员负责八千到一万亩土地。谁能让我短时间内进几十个人吗?1998年以来，单位就没 有进过大学生。最年轻的都四十多岁了，忙不过来。”

　　监利县农业局副局长李诗信，1983年大学毕业后就没有离开农业一线，去年获评“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谈起农技人员的辛苦，他说，我 也不愿意让我的孩子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现在农技站没有编制，没有吸引力，农技人员没有归宿感，希望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学农的大学生到农村服务。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基层农科推广的公益性定位，让李诗信这样的县政府农口干部，也让蔡友文和陈传珊这样的乡镇农技员产生了期待。

　　陈传珊已经注意到了变化。他向记者透露，监利县第一批8个乡镇农技站将会配备办公设备和仪器，包括电脑、病虫防治和质量检测设备。

　　不过，对于农技人员的待遇和身份随之会带来何种变化，是否能不再“弱势”，蔡友文和陈传珊都谨慎地不敢预测。用老蔡的话说:“你们报纸上讲的，与我们基层，还隔着好多层呢。”

　　“农技员兼营农资店”与“农资店主兼职农技员”

　　尽管由于聘用身份，蔡友文对退休后每月领多少养老金不抱奢望，但他还是盼着退休:“两年后，我将可以专心侍弄我的鱼塘了。”几年前，他就承包了一个50亩大的鱼塘养鱼。与其他农技员一样，蔡友文也在兼业。

　　农技员兼业也是迫不得已。由于待遇不高，不兼着干点别的事，收入还不如出去打工。他们的兼业选择，近水楼台，大多是开农资商店。在监利，据陈传珊所知，“至少有一半的农技员开有农资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