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农区定点观察，九年五访一号文件回响
农田与科技的距离有多远
安徽省长丰县鲁周村的田间地头，农民在忙碌着。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姜锦铭 摄
编者按
深入农村，那里不仅生长粮食，也是我们精神的故乡。
从2004年起，在湖北的监利、潜江和洪湖，安徽的长丰和蒙城，河南的鹿邑，本报结合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持续观察农区变化。今年，已经是第五次了，主题是农业科技推广。
由本报主要负责人发起并带队开启、横跨近10年的鄂豫皖部分农区“定点观察”，见证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从当初的因为“三提五统”逼出人命，到农 业税的取消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的推进；从得了病不敢进医院到社保医保的全面覆盖――党的十六大以来，多予、少取、放活，农民实实在在成为“穷人经济学” 最大的受益群体。同时，我们也忠实记录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所面临的种种“烦恼”，以及环境污染、空巢现象等乡村治理困境。
新闻永远在路上，把版面对准人民群众，为百姓说话，说百姓想说的话，是《新华每日电讯》一以贯之的办报理念。“鄂豫皖农区定点观察”，体现了本报长期 以来“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坚持。秉持“走转改”理念，不断增强报纸的贴近性、可读性与吸引力，我们也永远在路上。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方立新 姜锦铭 渠宏卿
“在乡镇干一辈子这个事，后不后悔?”
“没有，不需要后悔。”58岁的蔡友文斩钉截铁。
在一间临时借用、挂着“三农保险办公室”牌子的简陋办公室里，老蔡打开话匣，向记者讲述一个基层农技人员的酸甜苦辣。
记者能够明显感觉到老蔡的矛盾:谈起乡镇农技员工作的辛苦和低报酬，他似乎有一肚子的苦水；说到乡亲们对他的信任，几十年来与庄稼人打交道的那份感情，不经意间他又会流露出笑容。
蔡友文是湖北省监利县尺八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1975年从荆州农校毕业后，他在乡镇从事农技推广服务已经37年了，其中有31年在尺八镇。
尺八镇位于江汉平原南端，长江大堤北岸。春天的江汉平原，绿色田野一望无际。监利，是中国水稻生产第一县，2011年，粮食平均亩产达511.2公斤，总产达26.5亿斤。
本报记者从2004年起曾经四次到访监利。湖北的这个农业大县，还有河南鹿邑、安徽长丰和蒙城，成为本报结合中央一号文件在鄂豫皖定点观察农区现实的“样本”。今年，已经是第五次了，主题是农业科技推广。
“有怨无悔”与“青黄不接”
“再过两年，我就退休了。谁接这个活儿，政府会安排吧。”
老蔡很担忧没有年轻人愿意来“接他的班”。2002年以前，他是“公家人”，因为是中级职称，工作时间又长，挣钱比一般公务员还高，而现在只是聘用人员，钱挣得也少。
据老蔡讲，2002年湖北推行乡镇“以钱养事”改革，乡镇“七站八所”不再“以钱养人”，改由政府出钱面向社会购买有资质的服务组织或专业人员的劳 务，向农民提供服务。那次改革，老蔡所在的农技站原有人员“一个人5000元”被一次性买断“公家人身份”，成为由政府向他们购买服务的“体制外人员”。 2009年后，农技员又改为聘用制，和县农业局一年一签合同，三险扣除，一个月领1100元。
“这个钱不叫工资，叫报酬。其他什么都没有。”老蔡说，“给农民打电话指导，骑摩托车到村里，电话费油费什么的，都是自己掏。”
“有办公经费吗?”“没有啊。”
“镇里给点吗?”“没有啊。”
由于农技推广工作没有“钱途”，农技员队伍萎缩。尺八镇农技推广人员最多时候是1989年，5个人，现在名义上是3个人。“实际上搞事的只有1个，另两个人在做别的事。”用老蔡的话说，“一个主任管自己”。而尺八镇的农田，则有104464亩。
“原来和我一批进农业部门的人很多已转行，或者出去打工，留下的很少。”监利县毛市镇农技站负责人陈传珊，对农技员地位的“今不如昔”颇感惋惜。
和尺八镇情况相似，毛市镇也只有3个人从事农技推广。陈传珊告诉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毛市镇农技人员多达10人，当时每个村还有一名查虫员。
“现在1个人有3万多亩田的农技指导任务，天天跑也跑不过来。过去体系是完整的，我们怀念过去。”陈传珊抚今思昔。
“我热爱农业，也只会干农业。只能说路走对了，门开错了。”陈传珊在农技推广岗位上也快干了30年了，他与老蔡一样“今生无悔”。
但无悔的陈传珊也知道，年轻人的想法变了，不可能像他们这些老农技员一样，由于对乡亲与土地难以割舍的感情而选择了坚守。
“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乡镇农技人员。”陈传珊有些黯然。
据了解，目前整个监利县乡镇农技推广人员共有54个，最年轻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人。
除了“钱途”，年轻人不愿干农技员，还有“前途”之忧。“以前干我们这行的，最后当上县长的都有，现在连身份都是聘用人员，还有什么奔头。”一位农技员对记者说，由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家人”，他们的发展空间已经固化了。
记者随后赴安徽、河南采访了解到，尽管没有搞“以钱养事”改革，基层农技站经费紧张、待遇低、知识老化以及青黄不接的现象同样突出。
有183万亩耕地、20多万农户的安徽省蒙城县，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学章说，全县18个乡镇站，真正学过种植业技术的，只有五六十个人，加上县农技推 广中心搞种植业技术的，也就是100人。“按照农业部测算，每个技术人员负责八千到一万亩土地。谁能让我短时间内进几十个人吗?1998年以来，单位就没 有进过大学生。最年轻的都四十多岁了，忙不过来。”
监利县农业局副局长李诗信，1983年大学毕业后就没有离开农业一线，去年获评“全国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农业科技人员”。谈起农技人员的辛苦，他说，我 也不愿意让我的孩子继续从事这个行业。现在农技站没有编制，没有吸引力，农技人员没有归宿感，希望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学农的大学生到农村服务。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基层农科推广的公益性定位，让李诗信这样的县政府农口干部，也让蔡友文和陈传珊这样的乡镇农技员产生了期待。
陈传珊已经注意到了变化。他向记者透露，监利县第一批8个乡镇农技站将会配备办公设备和仪器，包括电脑、病虫防治和质量检测设备。
不过，对于农技人员的待遇和身份随之会带来何种变化，是否能不再“弱势”，蔡友文和陈传珊都谨慎地不敢预测。用老蔡的话说:“你们报纸上讲的，与我们基层，还隔着好多层呢。”
“农技员兼营农资店”与“农资店主兼职农技员”
尽管由于聘用身份，蔡友文对退休后每月领多少养老金不抱奢望，但他还是盼着退休:“两年后，我将可以专心侍弄我的鱼塘了。”几年前，他就承包了一个50亩大的鱼塘养鱼。与其他农技员一样，蔡友文也在兼业。
农技员兼业也是迫不得已。由于待遇不高，不兼着干点别的事，收入还不如出去打工。他们的兼业选择，近水楼台，大多是开农资商店。在监利，据陈传珊所知，“至少有一半的农技员开有农资店。”
农技员开农资店的太多，不开农资店的老蔡为此遭遇过尴尬:“我到村里推广测土配方，农民反问我准备推销哪种农药化肥。”
“政策允许农技人员开农资店吗?”记者问。
“没有办法，待遇太低了，农技员也有权利小康啊，不允许咋行?”老蔡为同行们的选择辩护。
政府对农技员开农资店，也的确并无禁令，湖北乡镇“以钱养事”改革后，农技员实际上也不是公职人员。
农技员开农资店会不会存在“身份冲突”?农技公益服务与农资店商业利益之间，又如何平衡?
“搞(开农资店)可以，不能骗人，不要让老百姓说‘农技员开的农资店卖假’。”对记者的关切，监利县农业局负责人表示，“有一道底线。”
事实上，从采访的情况看，我们的担心可能有些多余。
陈传珊家就开有农资店。“老婆原来是种子站的，下岗了，就开了个农资店。”
“老百姓会不会认为你搞农技推广是为了推销自家的农资?”
“现在是市场经济，你有技术，通过竞争、示范才能把农户吸引过来。再者，要看你卖的药剂能否起到好效果，能不能增产，卖的种子农药有没有假。骗人也只能骗一次。”陈传珊说，“乡里乡亲，熟人社会，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开店骗人，农民哪能放过你?以后咋抬得起头?”
不过，在记者走访的安徽河南乡镇，农技员仍是事业编制，不能经营农资。
如果说，农技员兼职开农资店是“农资经销第二渠道”，农资店主兼职当农技员，则俨然成了“农技推广第二队伍”。
监利县黄歇口镇新熊村农妇宗守英刚做过腹部手术，脖子有个肿块变得越来越大，正考虑到武汉看病。她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外打工，30岁的老二熊国强耕种家里的15亩地。
“庄稼得病了，你问谁?”记者问熊国强。
“问卖农药的。”
去年，他家的水稻减产了，好年景每亩田能打1300多斤，去年由于虫害只能打800多斤。也打药了，卖农药的告诉他，时间打得不对，刚打过就下雨，药水被雨洗了。
和熊国强一样，很多农户，尤其是一家几亩田的散户，习惯了找农资经销商问“种田的事”。
农资经销商和生产厂家则经常通过电视散发广告，甚至开车到农村宣传，他们的“知名度”甚至赛过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俨然成为农技推广的“第二队伍”。
“这支队伍”和农民打交道最多，最灵活，也最有“经济驱动力”。素质则参差不齐。安徽长丰县罗塘乡一个农药经营户，老百姓拿着得了病的秧苗去找他买药，他也不懂，就把他经营的好多农药都配一点，拿给农民用，他觉得反正总有一种药能杀虫。
据罗塘乡农技人员张宝介绍，全乡25个行政村，农资店大概有56家。“卖农药的都喜欢挂个牌子叫庄稼医院，而实际上真正有专家指导的非常少。”
农技员“示范推广”与小农户“种田不用教”
农资店主成了农技推广“第二队伍”，是“第一队伍”忙不过来给他们提供了“挥洒”空间。
采访农技员时，他们会不时接听农户咨询农技的电话。电话、手机短信，似乎让农技推广也“信息化”了。
传统的纸质宣传资料仍有用场，蔡友文让记者看他印制的“尺八农业”，内容主要是水稻、小麦和棉花的田间管理以及虫害防治。
农技员也定期不定期到田间地头指导或发放资料。他们主要骑自己的摩托或者租车，费用自己负担。“有时候搭农资经销商的便车给我宣传。”陈传珊说。
“不习惯电话和短信的农户，你们怎么服务?”
“村干部把资料贴出来，我们自己也贴。”
监利县农业局副局长李诗信说，全县18个乡镇768个村，200万亩耕地，而技术人员每个乡镇只有3个人，他们即使从早6点跑到晚6点，也只能跑两三个村，工作往往力不从心。
事实上，每个镇再添几个农技人员，也不一定跑得过来。
河南省鹿邑县试量镇农技服务中心主任田桂英告诉记者，镇里3个农技人员，包村利用大喇叭给村民传达防治庄稼病虫害知识，无法为农户提供一对一服务。
为破解矛盾，农技推广人员通常在每个村选出种粮大户和科技示范户，然后通过他们再向辐射户推广农技。
安徽省长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李必芝也说，农技推广主要通过培养示范户，扶持大户，带动散户。长丰县罗塘乡农业综合服务站工作人员张宝说，1个村民组选1个人培训，把技术推广下去。
推广的效果到底如何?
走进淮北平原中部的蒙城县三义镇王桥村，以前采访过的王二化家开着门，却没人。询问几个在街边站着聊天的妇女，才知道他过完春节就去南方打工去了。在一片塑料薄膜花生地里，记者看到王二化的妻子张水水以及父亲王怀友正在浇地。
“种地技术你们要是问人，问谁?”记者问。
“俺们没问过谁。反正大家都是这样种的，也差不多。”张水水说。
“你没听过人讲吗?乡里活，不要学，人家咋着你咋着。”王怀友老人说。
记者准备离开王桥村时，看到村民王汉云抱着一个纸箱从马路上走过来。仔细询问，才知道他刚从蒙城县买药回来，因为自家蔬菜大棚里，不少茄子和西红柿苗不明原因凋萎。
“光买药都干下去千把块钱了!”王汉云说。
半个月前大棚蔬菜开始生病，王汉云从三义镇一家农资店的宣传册上了解到那是一种枯萎病，随后买了药，可是打药后没有效果，这次又专门到蒙城县一个农药大户处买药。
记者随王汉云走进他家的大棚，一垄一垄的西红柿茄子隔不多远就有几棵焉萎的秧苗。
“你第一次买的药没用，为什么不试试找找政府的农技人员?”
“哎呀，你找他他也不会来看的。”
“如果第二次买的药还不起作用怎么办?你还不愿意去找农技员来看吗?”
“也不是我不愿意，找他他也不可能来!谁找他都来，咋跑得过来?”
安徽省长丰县鲁周村，记者每次回访都到戴本江家，他的二女婿杨鹤在帮忙收草莓。
“如果草莓不会种，能不能找个人来指点指点?”记者问。
“指点指点?哪有呢?还不都是自己摸索的么?”杨鹤说。
“村里的其他种植能手不能问问吗?”记者问。
“你去取经，他不一定告诉你。”戴本江的弟弟戴本川说。
随后，我们来到村民仇恒白家的草莓大棚。
大棚里一大片草莓完全蔫了，仇恒白说刚打过农药“杀虫双”。
“你怎么知道打这种药?是农技员告诉你的吗?”
“不是，是心里想的。”仇恒白说，“那年，我栽的西瓜苗得了败血症，一棵棵地死，我赶快跑到大队去买了青链霉素，打好了，当时是心里想的，现在也一样。”
“你的草莓得病，为什么不去找农技推广人员?乡里不是有吗?”
“乡里的人俺们没见过。”
在蒙城县三义镇王桥村，记者问以前采访过的王怀银:“每年播种前，如果请个农技员来看看，帮忙选种可好?”
“嘿嘿，农民还真没有这习惯。”王怀银说，“拿玉米种子981来说吧，这种子虽然不高产但稳产，有的种子高产但不稳产，农民选种都是根据多少年的经验，也不敢随便换。”
与小农户“种田不用教”不同，种粮大户对农科服务的需求明显要强烈得多。
42岁的何庆波是监利县汪桥镇何湾村人，12年前，当别人纷纷外出打工时，他“赌博”般从亲戚家借了10万元，把村里300亩低湖田承包下来。随后另 投资3000元挖渠排涝，当年就比往年每亩增产100斤，粮价也比往年贵了两毛钱，赚到了“第一桶金”4万元。去年他的种田纯利润已经达到26万多元，今 年他一口气又在外村承包了200亩。他正准备学习机械插秧技术，将来计划种上1000亩地。
种田致富的何庆波，除了一个劲地向记者说感谢党和政府的政策好，还特别感谢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汪大美。
何庆波的农技问题，种子、农药、化肥的选择与使用，都要向汪大美请教。汪大美同时经销一家农资店，也希望自己的农资在何庆波家的300亩大田里起到“示范作用”，这样别的农户也乐意到他那里买，俩人“彼此依赖”，合作后就成了朋友。
监利县新沟镇新红村43岁的陈书文戴着眼镜，怎么看都不像通常形象的农民。他原来在外打工，2009年回乡包了200多亩低湖田，现在扩大到570亩。“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基本上都不懂种田。大多数时候我都要请教农技站。”
61岁的张诗洋种田30多亩。他很重视技术问题，希望得到指导，尤其是打药的时间和剂量等问题。“现在农资经销商太多了，五花八门，没有一个标准，有时候还会遇上假货。”
实际上，新沟镇的种粮大户都希望得到农技人员的服务。“种粮大户更爱农技员。”新沟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肖开文通过专门调查发现，一般农户的种子化 肥信息来源主要是电视广告和经销商，农技人员推荐的比例不到40%。相比较，越是种粮大户，越愿意与农技站和农技员保持密切联系。
难怪陈传珊说，毛市镇如果种田大户多些，他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