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最后一天，清晨明媚的阳光早已无法抵抗北京冬日的彻骨寒冷。路上行人匆匆，羽绒服、雪地靴、毛线帽、厚围巾、皮手套、白口罩……即使裹上好几层也丝毫显现不出暖和的迹象。

　　一个背书包的小男孩独自行走在寒风枯树陪伴的道路上。这里是城中村聚集的东北五环外。在他的灰色保暖内衣外，只简单套了一件黑色套头卫衣。男孩身高约1.5米，略瘦，眉清目秀。

　　穿过几条刚刚熟悉的街道，小男孩要去到新学校上学。在那里，他被安排在五年级。两周前，这个名字叫做小宝的13岁男孩，还在为找不到地方上学而默默难过。

　　留守还是辍学

　　很难说小宝究竟是北京人还是四川人。

　　他的户口在四川，父母是四川人，他在老家上小学，依然保留着“幺爸”的称呼。然而，他在北京出生，在北京生活了9年，操一口标准普通话，言谈很有“北京范儿”。“我的家乡是一座小城。”他说。

　　9岁那年，小宝被在北京打工的父亲带回四川，安置在外婆家，成了留守儿童，同时，他也有学可上了。

　　父亲一走，小宝陷入不知所措的茫然。家乡话他一句也听不懂，但因年纪小，对语言环境接受能力强，他很快便听懂了一些。“最先听懂的，都是些很难听的脏话，没有北京那么文明”。

　　由于各种原因的耽搁，小宝9岁才正式在家乡的一所小学登记入学，比国家规定的入学年龄晚了3岁。“学校有教学楼，设施很好，冬天也比北京暖和。”慢慢地，他融入了新环境，交了新朋友。

　　每天，外婆负责照顾小宝和家族中的另一个也在读书的男孩。家族的中坚力量，几乎都在东部城市打工。20分钟，是小宝从家步行到学校的时间。然而，小宝却越来越发现自己对学校的不适应。“人多又杂，特别乱，那边儿人还总是出口就说脏话。”他说。5000多名学生几乎占据了教学楼的每个角落，他们来自周边的各个乡村。出于生源超标的压力，学校取消了学前班。

　　在塞了一百多人闹哄哄的教室里，小宝想要努力学习。他的性格也很适合“坐板凳”――内向、温和、谨慎。

　　在学校周边，总徘徊着附近中学的一些大男生。一次放学回家，小宝被拦住了。“他们跟我们要钱，不给就打。”小宝的不少同学都碰到过。这次小宝自己遇到了，便没那么惊慌。他把兜里的钱拿出来，交上去，然后被放行。

　　“要是没有钱怎么办？”法治周末记者问道。“那就让他们看着办呗。”小宝眉头一扬，轻描淡写。

　　“不能求助老师吗？”

　　“我们校长和老师没法管，那边初中也管不了。”这次，他眉头一皱。

　　这个即将进入青春期的男孩懂事很早。他深知自己的这些不适应永远不会变成适应。与此同时，他的家人也越来越意识到：小宝现在的学习环境只会对他的成绩产生消极影响。

　　于是，今年11月初，即将升初中的小宝被哥哥带回北京。小宝说：“北京的管理好一些。”

　　在靠近六环路的黎各庄住下，小宝重回曾相伴9年的爷爷奶奶身边。“奶奶好，她把我带大。”看到已年过七旬的奶奶，他打心眼儿里开心。而此时，他的爸爸妈妈早已南下上海打工多年，和姐姐一家住在一起。

　　重聚的欢欣过后，下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给小宝找学校。然而，离开四川时的匆忙和这方面意识的欠缺，让小宝的家人没有办转学证以及其他证明。来到北京，想要去的那个学校以这个理由拒绝了他。于是，小宝辍学了。

　　无处安放的课桌

　　和小宝相比，苗苗对家乡的概念很模糊。她盯着正前方思索了十几秒，方才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和不很确定的口吻说：“河北。”

　　苗苗依然清楚地记得，11月22日是个星期四。早上五点多，她就被妈妈叫醒。苗苗激动地爬起来，她要去北京了。在这之前，她从未离开过那座位于华北平原的村庄。

　　当天下午三点，苗苗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下车，转公交，一路向着东北，奔赴北京五环路外。她的爸爸妈妈在那里的皮村做洗车工作，把苗苗带来，也许并非本意，但苗苗很想来北京，又嚷又闹争取一番，父母心一软，也就成行了。

　　在村里，苗苗一家还算过得不错，因此，有能力把孩子带出来。而特别困难的家庭，只能将孩子继续放在村里，留给老人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