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络站有一份2007年的工作会议记录，这份原始的记录还原了2007年村里第一次开联席会议的情景。

　　会议中，首先讨论的议题是，“钱从哪里来？我们向谁募集善款？”

　　大家都觉得第一次让农民主动捐，肯定不现实，还是要有人起示范带头作用。会议上，孔庄村村支书孔德玉当即表态，自己捐一千，他80多岁的老母亲也拿出了平日积攒的家底……

　　吴德国说，孔庄走出去的名人多，打工人员多，在中组部还有一个孔庄出去的官员，写信给他们请他们回来看看，也让他们捐点钱。捐钱这关比较容易地通过了。

　　在村文书孔详冉看来，之后搞的现场募捐更多是宣传作用，因为第一次来的很多农民多数是来看热闹的。

　　确定完困难群众名单后，会议最后一个议题是，现场的爱心捐款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给这些贫困的邻里们？

　　最后大家举手表决，现场捐现场发放给这些贫困群众。

　　在今天的吴德国看来，这个决定是影响到孔庄村民今后捐钱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什么事情都要让中国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农民才愿意去做”。

　　2007年2月16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孔庄村慈善工作联络站里有当天的一张老照片，村民们排队捐款，有刚从田里种地回来的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看得出来，这是孔庄村民第一次搞慈善，表情有点紧张，又有点神圣。

　　第一次捐款的结果是捐了将近7万，现场发放了两万五。

　　一个女人的转变

　　“别人帮我们家，我们也要帮别人家”

　　2007年孔庄村慈善联席会议召开的那个晚上，村民苏秀菊彻夜未眠。

　　她不会想到数百米外的村干部们正在激烈讨论的慈善议题能影响到她家以后的生活，当时她甚至不知道慈善是什么。

　　当晚，苏秀菊洗了把脸早早躺上床，准备第二天早起给上大学的儿子到外村借学费。

　　平日的苏秀菊说话总显得病恹恹的，年纪大了，各种慢性病开始爬上女人的身体，女人的青春岁月只能从她之前的照片中找到一丝影子。苏秀菊说，活着，是为了两个争气的孩子。

　　苏秀菊的孩子读书好是村民们公认的，每学期孩子都给家里带回一张奖状，如今奖状已经糊满了背后斑驳的墙壁。

　　大儿子很争气，2007年考上了山东大学，部分学费靠助学贷款，但仍有3千元钱让母亲犯难。苏秀菊回忆，“当时如果没有村干部送来的捐款，她就不让大儿子读书了。”

　　2007年“慈心一元捐”活动现场，苏秀菊被村干部叫去领钱。她问干部，这些钱是政府给的吗？干部对她说，钱是邻居们给的。苏秀菊愣了半天，“那我要欠多大的人情啊。”

　　12月3日上午，苏秀菊遇到吴德国，她伸出十个指头对吴德国说，“今年我也捐了十块钱。”

　　十块钱对这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正掰着一棵从乡市场上捡回来的白菜帮子的苏秀菊说，“对我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但别人帮我们家，我们也要帮别人家。”

　　村里的互助观念在邻里间蔓延，大家开始慢慢明白慈善意味着什么？2008年，小村“慈心一元捐”活动出现了井喷，村慈善互助基金从7万到了20万。

　　小村维稳

　　慈善的另一种角色

　　从孔庄村慈善工作联络站走20分钟就能到刘楼乡慈善分会，吴德国便在这里办公。

　　2007年，刘楼乡的慈善分会和下属孔庄村的慈善联络工作站几乎同时成立，分会成立后，原先是乡民政干部的吴德国开始兼任慈善分会的秘书长。

　　每天，吴德国的办公室总有些陌生人会突然闯进来找他，陌生人中多数是老人。他们中有人讲话大声，有人说话模糊不清，还有的人一来就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不断用拐杖敲击地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需要帮助”。

　　12月3日一大早，70岁的刘太文弓着背微倾在吴德国的办公桌前说，今年他做了一个心脏病手术，花了7万，合医疗报了5万，希望慈善救助能再解决一部分。

　　老人说话声小，吴德国不得不将身体略微前倾。最后，老吴说，“你的事情应该没问题，到村上领个家庭情况表填一下，填完了，我们再说。”

　　如果不出意外，刘太文将得到3千到4千元的慈善救济。

　　乡慈善分会成立那天起，吴德国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接待群众来访。在济宁慈善系统，慈善有着它另一种角色，就是介入群众信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