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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宁农村慈善运动 筹1.18亿用于保命

零零社区网友  2010-12-06  互联网

  12月2日中午12点,山东济宁刘楼乡孔庄村,一束阳光从半遮的门缝里照进苏秀菊的家中。

  这个家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除了桌脚下放着她从市场上捡来的半截白菜帮子,还有就是她儿子贴满整个屋子的奖状。一些奖状已经被风吹破,掉落的一角被风吹得发出声响。

  苏秀菊家穷,但最近几天,当她听到村里喇叭说,村上要开展“慈心一元捐”活动时,她马上跑到几百米外的村委会往爱心箱里丢了十元钱,这是她替读大学的大儿子捐的。她大儿子大学第一学期的学费就来自这个爱心基金,如果没有这笔钱,她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慈心一元捐”是孔庄村2007年开始推行的活动,农民捐钱,筹集一个慈善互助基金,帮助村里其他贫困的邻里。

  如今,这笔爱心基金越来越庞大。乡民政干部吴德国说,截至12月2日这个村基金已经有50万了,今年的捐助对象中还有苏秀菊。

  听到这个消息,苏秀菊很高兴,大儿子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她说,等孩子毕业赚来的第一笔钱,就要让他捐助村上的基金。

  在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孔庄村,这种最传统的安全网,最朴实的人际互助关系,借慈善这个载体而复苏。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在孔孟之乡济宁市,已有1262个村庄建起了类似孔庄村这种慈善互助基金,村民“你一元、我一角”地筹集起了1.18亿元,这些钱作为农民互相扶持的保命钱。

  除了扶贫帮困,济宁的慈善救助还介入信访、拆迁、维稳等社会矛盾激烈的领域,拿当地官员的话来说,“这给政府分担了很大一部分压力”。

  都市快报记者赴山东济宁,近距离观察一个农村的慈善实验。

  三年前调研建起慈善互助基金

  “让村组织代替个人来搞慈善”

  从“千年佛都”汶上县一路向北,坐二十分钟车就能到孔庄,孔庄和中国很多农村一样,全村1541人中,多数的年轻人选择走出去打工,留下老弱妇幼。

  12月2日上午,孔庄。当乡民政干部吴德国路过一户人家时,门口站的老奶奶善意地朝他点点头说,“这次捐款,我们家捐了十块钱,我五块,媳妇五块。”

  问老奶奶,慈善是什么?奶奶腼腆地说,“慈善就是做好事嘛。”

  一个月前,这个村刚刚举办第四届“慈心一元捐”活动。顾名思义,你可以只捐一元钱。前面三年,这个慈善活动年年都在年底时举行,已成惯例,村民们对搞慈善并不陌生。

  吴德国说,“也许农民说不出准确的慈善概念,但他们知道,这个钱是用来帮助困难的街坊邻居”。

  在2007年过春节的时候,乡民政干部吴德国和县民政干部到孔庄做了个调研,调研议题就是究竟农民愿不愿意搞慈善?

  吴德国说,当年春节要来了,一些困难群众吃不上饭,完全靠政府救助不太实际,所以大家就想在村里搞一个慈善互助基金。

  调研伊始,吴德国有点担心,农民钱本来就不多,让他们搞慈善献爱心难度会不会有点大?

  昨天下午,吴德国对都市快报记者说,其实村里很多农民有献爱心的意愿,但你让他一对一救助,他又不好意思去做。“说通俗点,一怕伤害其他人的自尊心,二怕别人说自己装大,三怕受助者也有欠人情的想法。”

  “让村组织代替个人来搞慈善。”这次调研后吴德国和很多民政干部有了共识。

  农村老人议政

  “怎么捐?捐给谁?怎么发放?”

  赶在2007年春节到来前,孔庄村率先成立了一个村慈善工作联络站,专门负责“慈心一元捐”活动。

  站在孔庄村委会门口,你可以轻易看见,村慈善工作联络站成员和村社会监督员的名字,被公布到最显著的位置。名字下面,公示上还教村民如何申请村慈善基金,如何监督这些人。

  这些成员中有村支书、村文书这样的村干部,也有退休教师、退休党员,还有一位低保户,一共十个人。“多数是退休老人,年龄60岁以上”。

  “选出来的人必须德高望重,必须得到村民认可,另外有低保人员参加,代表贫困群众的权益。”吴德国说,孔庄村联络站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联席会议,议题主要有三个,2007年这次爱心捐款怎么捐,捐给谁?怎么发放?

  在联络站有一份2007年的工作会议记录,这份原始的记录还原了2007年村里第一次开联席会议的情景。

  会议中,首先讨论的议题是,“钱从哪里来?我们向谁募集善款?”

  大家都觉得第一次让农民主动捐,肯定不现实,还是要有人起示范带头作用。会议上,孔庄村村支书孔德玉当即表态,自己捐一千,他80多岁的老母亲也拿出了平日积攒的家底……

  吴德国说,孔庄走出去的名人多,打工人员多,在中组部还有一个孔庄出去的官员,写信给他们请他们回来看看,也让他们捐点钱。捐钱这关比较容易地通过了。

  在村文书孔详冉看来,之后搞的现场募捐更多是宣传作用,因为第一次来的很多农民多数是来看热闹的。

  确定完困难群众名单后,会议最后一个议题是,现场的爱心捐款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给这些贫困的邻里们?

  最后大家举手表决,现场捐现场发放给这些贫困群众。

  在今天的吴德国看来,这个决定是影响到孔庄村民今后捐钱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什么事情都要让中国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农民才愿意去做”。

  2007年2月16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孔庄村慈善工作联络站里有当天的一张老照片,村民们排队捐款,有刚从田里种地回来的人,有白发苍苍的老人。看得出来,这是孔庄村民第一次搞慈善,表情有点紧张,又有点神圣。

  第一次捐款的结果是捐了将近7万,现场发放了两万五。

  一个女人的转变

  “别人帮我们家,我们也要帮别人家”

  2007年孔庄村慈善联席会议召开的那个晚上,村民苏秀菊彻夜未眠。

  她不会想到数百米外的村干部们正在激烈讨论的慈善议题能影响到她家以后的生活,当时她甚至不知道慈善是什么。

  当晚,苏秀菊洗了把脸早早躺上床,准备第二天早起给上大学的儿子到外村借学费。

  平日的苏秀菊说话总显得病恹恹的,年纪大了,各种慢性病开始爬上女人的身体,女人的青春岁月只能从她之前的照片中找到一丝影子。苏秀菊说,活着,是为了两个争气的孩子。

  苏秀菊的孩子读书好是村民们公认的,每学期孩子都给家里带回一张奖状,如今奖状已经糊满了背后斑驳的墙壁。

  大儿子很争气,2007年考上了山东大学,部分学费靠助学贷款,但仍有3千元钱让母亲犯难。苏秀菊回忆,“当时如果没有村干部送来的捐款,她就不让大儿子读书了。”

  2007年“慈心一元捐”活动现场,苏秀菊被村干部叫去领钱。她问干部,这些钱是政府给的吗?干部对她说,钱是邻居们给的。苏秀菊愣了半天,“那我要欠多大的人情啊。”

  12月3日上午,苏秀菊遇到吴德国,她伸出十个指头对吴德国说,“今年我也捐了十块钱。”

  十块钱对这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正掰着一棵从乡市场上捡回来的白菜帮子的苏秀菊说,“对我真的很重要,很重要,但别人帮我们家,我们也要帮别人家。”

  村里的互助观念在邻里间蔓延,大家开始慢慢明白慈善意味着什么?2008年,小村“慈心一元捐”活动出现了井喷,村慈善互助基金从7万到了20万。

  小村维稳

  慈善的另一种角色

  从孔庄村慈善工作联络站走20分钟就能到刘楼乡慈善分会,吴德国便在这里办公。

  2007年,刘楼乡的慈善分会和下属孔庄村的慈善联络工作站几乎同时成立,分会成立后,原先是乡民政干部的吴德国开始兼任慈善分会的秘书长。

  每天,吴德国的办公室总有些陌生人会突然闯进来找他,陌生人中多数是老人。他们中有人讲话大声,有人说话模糊不清,还有的人一来就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不断用拐杖敲击地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需要帮助”。

  12月3日一大早,70岁的刘太文弓着背微倾在吴德国的办公桌前说,今年他做了一个心脏病手术,花了7万,合医疗报了5万,希望慈善救助能再解决一部分。

  老人说话声小,吴德国不得不将身体略微前倾。最后,老吴说,“你的事情应该没问题,到村上领个家庭情况表填一下,填完了,我们再说。”

  如果不出意外,刘太文将得到3千到4千元的慈善救济。

  乡慈善分会成立那天起,吴德国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接待群众来访。在济宁慈善系统,慈善有着它另一种角色,就是介入群众信访。

  在吴德国的群众接访日志上,都市快报记者看到,村里多数农民的上访集中在大病救助。例如黄庄村一村民得了白血病,直接到村里的联络站反映情况,村一级和乡一级,提供了救助。吴德国记得,他当时就批了4千块钱给这个病人。

  12月3日中午12点,吴德国站在刘楼乡政府门口新修的综治维稳中心说,今后乡慈善分会的群众接访工作地点也要搬进这里。俨然,慈善将纳入这个乡镇维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慈善对维稳有什么好处?这个基层分管慈善的官员说,“它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了”。

  闲暇的时候,吴德国会说,自己也看到过那些拆迁自焚的,也知道暴力维稳。但他补充说,孔庄毕竟属于孔孟之乡济宁的地界,孔孟圣人思维还是会影响这里的官员,“这里做事情讲究礼数,追求和谐”。

  基金保卫战

  “只有公开,老百姓才会再捐”

  2010年12月3日,孔庄村的“慈心一元捐”活动还没有结束,但村里的互助基金已经接近50万,如何保证这笔互助基金不被挪用,成了吴德国担忧的问题。

  最近,村上72岁的社会监督员孔令才刚刚成功地打赢了一场“基金保卫战”。

  孔令才说,今年,村慈善工作联络站成员在讨论慈善互助基金使用的时候,有干部提议村里的路要修了,是不是暂时挪用下互助基金的钱。

  “这个肯定不行,村基金是扶贫济困的钱,不是来修路的。”最后大家举手表决,除提议干部外,社会监督员们一致反对。

  吴德国说,就算村上社会监督员同意,这种用互助基金修路的想法到了慈善分会,也无法通过。

  去年,也有人想用基金来修一个变压器,但这个想法被村监督员遏制,“谁享受,谁来修,总之不能动村里这笔保命钱”。

  12月2日的午后,我问孔令才,你反对村干部,村干部不听你的怎么办?孔令才说,“村里那个干部管我叫叔,我反对,他还能搞下去”。

  在孔庄,除了行政的公权力外,这些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是另一种民间认可的权利。

  “钱一定要有监督,没有监督干部们就有冲动。”村民孔令才说得很坚决。

  吴德国说,如果钱乱花,以后你还指望谁捐助这笔基金,这位基层官员的观点比较朴素,“只有公开,老百姓才会再捐。”

  这个冬天,小村基金将继续像滚雪球一样,增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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