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　李重庵

　　□本报记者　王庆环

　　李重庵，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出身教育世家，有着26年的任教经历，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两年。1996年，从大学教授转任甘肃省教委副主任，两年后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管教育副省长，任职5年。

　　职业教育具有基础性价值

　　记者：当前，中央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您认为职业教育的大发展对我国的意义是什么？

　　李重庵：国务院两次关于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都指出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我认为，“重要基础”是一个很到位的认识、很准确的表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从工业化开始，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就越来越具有基础性的价值。

　　首先，职业教育通过塑造从业者的职业素质，能在总体上决定性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民族素质。国民素质有政治、道德、思想、文化、行为举止等多个方面。但哪一些国民素质对国家的生存发展能够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还是全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这个素质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敬业、精业”，“敬业”包含了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精业”包含了从业者的知识、技能、能力水平。在青岛参观德国人100多年前建造的总督府就会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德国制造”，100多年了，那里不仅一砖一瓦都能用，就连开关、窗帘都没有坏过。在德国，仅仅铺地板这个专业，就要专门学习两年。如果我们每个从业人员都能做到“敬业、精业”，中国的国民素质就会达到很高的水准，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打下重要基础。

　　其次，职业教育是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因为一个社会只有中等收入的人群占了大多数，这时形成的“橄榄形”的社会收入结构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目前，除了“学术性”大学毕业生外，绝大多数青年需要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进入就业市场。至少目前的状况是80%—90%。因此，只有成功的职业教育，即有足够规模和质量的职业教育，才能够促成这种“橄榄形”社会收入结构的形成。可见，这不仅事关民生，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中国能否平稳进入中等发达的发展阶段。

　　就当前而言，世界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都在储备力量准备迎接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大家的共识是要发展新的技术，但任何新技术都需要人的配合。同时，我国又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两个方面的转型是必然的：一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型；二是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转型。可以看出，实现这些发展目标关键在劳动力素质的升级，而解决之道在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记者：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职业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还缺乏一定的吸引力，社会接受程度也不高，你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

　　李重庵：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表面上看是路径的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终点目标的吸引力，如果技术工人对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比较满意，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自然会提高。

　　记者：如此看来，解决这一问题不只是教育部门和职业学校的事。

　　李重庵：的确，决定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因素有社会的、教育的和学校的三个层面，但最主要的还是社会层面的。选择职业教育这条路，直接与它的就业前景能否得到较高预期的工作岗位、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关，本质上是工作的吸引力。给予职业教育的期望值越高，吸引力就会越高。这个问题不是教育问题，更不是职业教育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

　　记者：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

　　李重庵：最为关键的是在社会系统上通过一些调整和改革，来实现职业教育最终目标的吸引力。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企业的八级工和技师（八级半）的地位非常高，企业里对他们也非常崇拜，他们的工资不比高级工程师低，他们同样可以在工厂里当领导，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则有明显的不同，所以我建议国家做一个宏观战略层面的政策调整和改革。首先，加大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现在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非常小，明显低于其他一些国家，甚至不及平均数的一半。其次，要加大劳动者收入，特别是要大幅度提高技术工人的工资收入和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