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很多农村娃在上高中前就已经退出竞争了。”温总理最近提到的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比例下降的话题最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江苏扬州的王雄告诉记者,农村娃不是从进入大学时才开始减少的。
2008年11月~12月,《中国城市高中生的家庭背景调查》课题组对全国6个城市的8所重点中学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一所重点学校近30年的高中生家庭背景变化进行了档案调查,王雄就是这个课题组的负责人。
“从调查结果看,来自政府管理者、企业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等传统和新兴的优势阶层的子女获得了最多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而社会弱势阶层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则逐渐减少,尤以工人、农民的子女下降最为显著,”王雄说,“大学生的社会阶层背景,与高中生的社会阶层背景是基本同构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状况是高中教育的直接延续。”
社会分层数据采用2005年全国统计,引自陆学艺《2000~2005年:我国职业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统计研究》第25卷第2期,2008年2月。
1998年的数据,企业管理者与工人合计为45.5%,但未能区分,因此无法归类统计,变化趋势可从前后数据中了解。图表:杨大昕
-44.83%:农村娃在重点高中的真实位置
王雄他们所做的调查采用了目前社会上较为认可的社会阶层分层方式,把人群分为10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或半失业者。
调查显示,在我国城市重点高中,来自个体工商户家庭的学生最多,达19.71%,其次是产业工人(16.65%)与专业技术人员(13.86%);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中等,为6.66%,比例最低的是办事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分别是2.07%、5.22%。
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并不很低,为8.28%,在10个社会阶层中排名第六。“初看这个数字并不觉得农村学生少”,王雄说,但是,如果我们把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重点高中的比例与该阶层在社会总体中的比例进行比较,教育的不公平状况一下子就会显现出来。
通过简单的数学运算,我们可以看到,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学生在重点高中生中所占比例为11.79%,明显高于他们在社会总体(0.54%)中所占的比例,高出了11.25个百分点,个体工商户的所占比例也高出了9.57%,经理人员阶层的所占比例高出了9.13%。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社会变革中受益最大的新兴经济阶层,迅速地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王雄说。
看似所占比例并不少的农民阶层,通过这样简单的计算后成了负差距最为明显的阶层。
按照《2000~2005年:我国职业结构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统计,农业劳动者在社会总体中所占比例为53.11%,但是在王雄所做调查中,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的比例仅为8.28%,两者之间相差了44.83%。
-44.83%真实地给农村孩定了位:在社会中他们基数众多,是社会分层的三角形宝塔最坚实的底座,但是在优质教育资源面前,他们面前的三角形颠倒了,仅有少数人挤进了重点高中,得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30年里农村娃上重点高中的数量从较少到很少
农村孩子在重点高中人数较少的现象并不是近两年才出现的。课题组还对江苏省某一重点高中30年的学生档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来自农村学生的数量呈下降趋势。
1978年时,该校学生中最大的群体是来自工人家庭的孩子,占到学生总数的37.3%。可见,工人确实是当时的“领导阶级”;其次是专业人员(教师、医生)(19.4%)和政府管理者(17.5%)。这是一所城市重点高中,也面向农村和城郊招生,虽然来自农村的学生所占比例也只有5.1%,但也仅比来自企业管理者家庭的孩子低2.7个百分点。到了1988年,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下降为 1.1%,1998年农村学生所占比例曾经上升到4.6%,“由于扩招,扩大了重点高中的班级规模,农村生源也随之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长是暂时的。”王雄说。到了2008年,该重点高中的农村生源比例再次下降为1.1%。与此相反,来自企业管理者家庭的学生比例增幅显著,从1978年的7.8%,上升到 2008年的43.0%,来自政府管理者和专业人员(教师、医生)家庭的学生比例相对稳定,均在20%上下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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