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毛泽东1965年6月份对卫生工作的批评来看，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治本之策。

　　1966年8月10日，“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覃祥官就此干起了赤脚医生。

　　覃祥官的合作医疗，最大特点是“三土”(土医、土药、土方)、“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

　　具体办法包括，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看病每次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

　　这种农民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合作医疗制度，被毛泽东称为“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

　　当时，《人民日报》以《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为题报道，称赞覃祥官是一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合作医疗制度被迅速推广到全国90%以上的农村，亿万农民的就医用药难题得以初步解决。

　　在那个年代，《赤脚医生手册》堪称“全科医疗医药”宝典，其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

　　“合作医疗又起来了”

　　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一份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然而，这样一个曾经广受农民欢迎、备受世界赞誉的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的中国却黯然失色，覆盖率从鼎盛时期的90%下降到低谷时的5%左右。

　　合作医疗制度在不少地方的萎缩是静悄悄的。

　　1979年起，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中国从1950年代以来依靠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纷纷解体。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人民公社的解体，集体经济的式微，瓦解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经济基础，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失去了资金筹集的基础，面临着“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

　　“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医疗的解体，使乡村两级基层卫生组织失去了集体经济的依托，各级政府又未能适时地增加投入，逼着一些农村基层卫生组织走向市场化、商业化。因而导致70%的乡镇卫生院陷入困境，50%左右的村卫生室变成了靠看病卖药赚钱的私人诊所。”中国农村卫生协会的张自宽2005年在“第十届亚洲农村医学大会”上分析说。

　　在农村合作医疗瓦解、基层卫生组织衰落之时，针对农民可能重现的缺医少药难题，有关部门未能采取系统化的措施，给卫生工作带来严重后果——

　　农村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工作削弱，一些已被控制和消灭的传染病、地方病，如肝炎、肺结核、血吸虫病等死灰复燃；

　　医疗资源分布失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降低，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改善缓慢，农村婴儿死亡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城市的2.9倍；

　　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开始凸显，1998年调查显示农村的因病致贫率达到21.61%，贫困地区甚至达到50%以上；

　　……

　　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发出警告：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列第144位；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中，中国居倒数第4。

　　千钧一发之际，2002年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会后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等。截至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覆盖全国。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启动之时，覃祥官所在的长阳县被选作试点县。有媒体报道称，当地那些被刨光的药园又重新恢复，栽上了几十种药材，彼时，覃祥官笑容满面：“合作医疗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