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医疗卫生体系当中，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制定科学的区域卫生发展规划，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而社区卫生服务能否得到迅速和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准确定位：要使社区医疗逐渐成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守门人”，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很多犹豫，因为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世界各国有不同的经验。但是考虑到目前我国的情况，我认为还是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尽管目前的社区医疗服务做不到“守门人”的角色，但必须从现在起朝这个方向努力。

        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广覆盖、低水平的医保政策。要尽一切力量，迅速将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扩大到绝大多数的城镇居民，这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完成医疗与医药体制改革的基础。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工作中，一定要鼓励创新，要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由农民群众自己来决定，采取合理的筹款机制、支付机制和管理模式。

        与此同时，要完善制度，制定具体标准，把医保坚决控制在基本医疗保障的水平上，达到这个目标的难点在于控制费用。根据当前的现实情况，有效的办法是将控制费用的任务落实到医院，由医院按照负责医保人群的数量来承包总的费用。

        总量控制、结构调整

        目前众多生产和科研水平都不高的药厂却分割着卫生总费用中很大一块，而合理的医疗费用(如医生报酬)却无法正常反映其价值。医药生产和流通体制这种矛盾现象如何改变呢？

        韩启德：“以药养医”，以药品收入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不能说是一点没办法，政府也做了很多事，比如总量控制，医院今年收入跟去年收入不能超过多少，要限制。另外，药品15%的加价是可以去掉的，(加价)去掉了以后的问题就是医院怎么活。

        医药分离，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行。

        为什么？除非药店里有药剂师，我们现在药店里是售货员，不是药剂师，哪来那么多药剂师？不管怎么说，现在我国的市场还不规范，药店本身就是流通领域。说实在的，医院在药品上还比较负责的，药如果乱卖，医院的名声也下去了。

        以前政府给医院补贴，医院看病越多，政府补贴越多。后来这项措施取消了，于是为了弥补医院的成本，国家给了一个政策，就是药品可以加价15%，作为医院的收入，从而出现了“以药养医”的现象。药品收入一度占到大型医院收入的60%，现在依然能占到45%。这也是造成药价虚高、导致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

        DRG(按病种收费)在中国是否可行？总量控制的这个“量”如何确定比较合理呢？

        韩启德：当前，我国卫生总费用的三分之二发生在医院，控制住医院费用的过快增长，就等于就控制住了医疗费用增长的一个闸口，同时，也可以推动医院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还能为医保改革和医药改革创造好的条件。所以我建议，要对公立医院实行医疗费用的“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按病种收费”的政策。也可以说，这是政府对医疗事业实行的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本身并不能解决机制的问题，但是可以推动问题的解决，不仅可以控制住费用，而且能够推动一些改革。

        为遏制当前公立医院的过度逐利行为，应立即对公立医院实行医疗费用“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按病种收费”的政策；同时，各地政府出资，完善医疗救助体系，保证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命健康需求。

        我认为这可以作为当前城市医疗卫生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根据现在特别是北京市作的调查研究，DRG(按病种收费)应该说是可以做的，关键是不能按照疾病价格的统计数据来确定价格，如果按照以前的疾病花多少钱，来确定现在的单病种价格，十年都做不了。前提是用总量控制作为一个标准，来推算单病种的费用，这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