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保障中国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一方面，加强卫生科技研究，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将出生缺陷防治、城乡社区常见多发病防治、心脑血管病、肿瘤等重大非传染疾病防治以及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等，作为今后科技发展的优先重点；另一方面，加强卫生政策研究工作，启动和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最近一两年关于医疗改革的讨论很热烈，但其实如你说过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一直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体制，出台了不少文件。你对这个阶段的改革和探索有什么思考和总结吗？

        韩启德：谈到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上实际上有一种误解。好像现在才要开始医疗体制改革，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一直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体制，出台了很多文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当然，现在看病还比较贵，这确实是个问题。为此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强调继续贯彻1997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1998年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以及2000年八部委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的精神。

        新的改革措施要注意和这些文件相衔接。如果回过头去把这些文件再翻开来看，目前碰到的问题在这些文件里面都已经提到。

        我认为现在不要什么都从头来。很多问题以前都提到了，但是做得确实不太好，没有找到非常好的突破口，因此推进不力，再加上又碰到一些新的形势发展和问题。

        三方面改革齐头并进

        能否说，随着社会发展变迁，医改越来越和整体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长期来看，医改需要整体改革哪些支持或配套才能更好地达到目标呢？

        韩启德：医疗费用增长的幅度超过人们收入的增长幅度。“看病贵”是确实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医疗技术的发展，医院的技术设备好了，这些设备需要高昂的价格来支撑；药品流通领域的问题；医院药品加价的问题；大型仪器的检查使用问题等。另外，政府的卫生投入比例在1980年时占36%，2001年只占到15.5%；社会承担的费用也在不断下降，个人承担的费用则由以前的40%上升到6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看病贵”的问题。

        看病难问题很突出，看病不公平的现象，现在也比较明显，看病城乡差别很大，农村医疗卫生水平很低，卫生费用中70%～80%投入到了大城市中，其中又有70%～80%投入到了大医院中。

        很多大医院开设了特殊病房、特需病房等，这些病房的费用很高，医院可以收取更高的费用；这就是一种看病的差别，虽然现在这种差别不可避免，但我们应该努力缩小这种差距。

        要着力改革医药生产和流通体制，切实采取措施降低药价，当前可以重点采取下列措施：规定主要药品，特别是医保目录药品的参考价格和最高售价，严格限制价格主管部门单独定价的项目，利用国际公约降低进口药品的销售价格。

        严格新药审批制度，坚决拒批仅仅改头换面的“冒牌新药”，建立新药审批的外部监督机制；减少药品流通环节，引进现代物流概念，推行药品集中配送；医院的药品收支要单独列支，完全公开透明；完善有关法制，严厉打击行贿受贿、医生开方提成等不法行为。

        你曾谈到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这三方面的改革应同步展开，那么具体可能展开的关节点有哪些呢？

        韩启德：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这三方面的改革是相互影响、相互牵连的，必须统筹兼顾、同步展开。如果说其中的一个方面改革，甚至一个方面改革中的某个环节单头突进，会受到周围条件的牵制，最后是搞不成的。所以医疗卫生改革之难也就难在这个地方，现在应该强调三个方面的改革统筹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