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来做一点”，这是周忠民的口头禅，也是他MSN上的签名。他不计较自己有多少补助。实际上，每监察一个地方，全部补贴包括路费不超过400元，超支是常有的事。为了节约经费，周忠民自费买了一辆自行车作为在乡下的交通工具。车是那种特别组装的运动车，要骑山路，普通自行车经不起折腾。这辆车花了他2000元。回京时，他把自行车锁在当地派出所停车处的柱子上，结果还是被盗了，只好再买一辆。

　　在山里骑自行车可不是轻松的事。那里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有的还沟壑纵横，全是牛在雨天踩出来的。他常常得推着车费力地往山上走，加上睡袋、帐篷和其他装备，整辆车足有五六十公斤重。

　　因为有白癜风，周忠民不能晒太阳，他常在夜里上路。一次夜行，迎面而来的货车开着大灯，周忠民看不清路，车把一歪，连人带车扎进路边的沟里，摔断了3根肋骨。那一次，他在乡下医院足足躺了20天。民间助学机构信天谨游的负责人评价说，“周老师是个做事的人。”的确，周忠民很少讲什么理念，他用自己的脚来丈量中国乡村教育的现状，然后把照片放在网上，让更多的人看到。

　　周忠民到过贵州六盘水，那里一个男代课教师，每月工资只有200元，他每天晚上，要去镇上打更，再赚取一份生活费。但就是这个老师，却花了1000元，修好校门前的小桥，方便学生行路。

　　周忠民到过广西凌云县，听说一个干部家的女孩快失学了。“她家是干部，应该条件还可以吧？”周忠民想了想，把资助的名额给了另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再来的时候，他听说那个女孩已经失学了，并且在失学后吞下了连牛马都不吃的断肠草，死了。“我只能叹息了，农村人家在经济紧张时，总是会先牺牲女孩子上学的利益。”

　　周忠民也了解到，国家“两免一补”政策落实得不错，在一些地方，孩子们还能领到每天1元钱的补助。他于是写报告给一些民间助学团体，建议他们顺应实际情况，转移资金使用方向。

　　他的自行车上挂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我们都来做一点。“你都做啥啊？”一次修车时，修车师傅忍不住问。得知周忠民骑车助学的行动后，这位师傅大方地说：“那我也来做一点，就不收你的钱了。”

　　2007年，周忠民为四川马边县民主乡的孩子们联系到一批新桌椅。由于通往民主乡的道路施工，课桌只能卸在半路，要靠家长们自己来背回去。周忠民开始有些担心，许多孩子家往返需要一整天，家长们愿意来背吗？但到了那天，家长们全来了，其中还有79岁的老奶奶！一个74岁老奶奶来给孙子背桌椅。周忠民问她，能行吗？老奶奶回答：“你们都能把课桌买来，我还背不回去？我也来做一点。”

　　周忠民也会发火。在广西百色地区田阳任教时，他教计算机。这里没有网络教学软件，教师在黑板上讲课，学生看不到教师的实际操作；每班学生有四五十人，上机时两三个人一台机器。教室里热闹极了，这里在叫“老师，不得（不行、不会的意思）”，那里喊“老师，来，过来”。因为紧张和疲劳，他也会控制不住情绪。“有时我会由于一些并不太大的事情对学生发火，甚至把整个班的学生赶出教室。结果我收到了一份有40多个同学签名的道歉信，我也为由于个别同学的错误而不给全班同学上课这件事情向同学们道了歉。”

　　在长期助学过程中，他渐渐觉得，那些民间机构都有意无意地在“划分势力范围”，这个省是我帮扶的，那个省是你对口的，彼此不让对方进入。在机构内部，也都搞小圈子。周忠民不愿意在其中掺和。“有什么意思呢，还是做一点事吧。”

　　周忠民于是退出自己亲手创办的一个助学机构，开始为很多类似的团体做志愿者，但他只做志愿者，不参与领导，不表达意见，不反对这个团体的任何规章。他唯一要求的，就是去一线跑动。其实最缺的就是在一线跑动的志愿者，于是他成为受欢迎的人。而真到了地方，他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推荐适合当地的助学项目：校舍破烂的，给联系盖学校的社团；孩子困难的，找结对帮扶的社团；缺师资的，就找资助教师的社团；缺少图书的，给联系做乡村图书馆项目的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