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有媒体发表了以“聚焦大龄失业人员就业难”为标题的一组报道和文章。该报所说的“大龄失业人员”，包括了社会各界热议的高龄农民工（即50岁以上农民工），其中一篇标题为“大龄农民工随时面临"被辞退"”的文章，就是讨论那些离法定退休年龄不到10年的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的。

　　笔者认为，该组报道聚焦就业问题，是抓住了当前高龄农民工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的要害。

　　2004年以前，由于乡村各年龄段劳动力供过于求，因而有权灵活用工的城镇企业大量雇用体力强、反应灵敏、操作精确的青年农民工，从而形成乡村劳动力“青年进城、中年回乡”的格局。举例来说，1997年北京大量使用外来农民工的建筑业、制造业和餐饮服务业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外来就业者分别只占全体外来就业者的2.4%、1.6%和1.2%。

　　2004年以来的全国性民工荒，缘于青年农民工的供不应求。为应对民工荒，城镇企业不得不放宽用工年龄。2014年，全国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分别上升到17.1%、7.2%和27.3%，全国50岁以上农民工的数量达4685万人。尽管高龄农民工工作中存在着媒体披露的种种负面现象，但笔者仍然认为，越来越多的高龄乡村劳动力成为农民工，靠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增加收入，对高龄农民工自身来说，是一件好事。笔者如此判断的理由，是高龄农民工面临的总体就业形势，即：虽然高龄农民工的数量大大增加，但在乡村同年龄段的劳动力中，他们仍是少数。

　　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2006年，全国乡村户籍从业人员的数量为：60岁以上的4193万人；51~60岁的8925万人；合计13118万人。同一普查的数据还表明，2006年全国乡村户籍人口中，40多岁的比50多岁的要多出20%（2063万人），因此笔者估计，2014年乡村50岁以上的劳动力至少有1.4亿。照此估算，4685万高龄农民工只占乡村同年龄段劳动力的1/3。

　　应该承认的是，无论在哪个年龄段，并非100%的乡村劳动力都能成为农民工。即使是城镇企业最欢迎的乡村青年劳动力，也有一部分因种种原因（例如怀孕、哺乳、照顾孩子与老人）留在乡村，其比例大约为同年龄段乡村劳动力的20%~25%（数据最低的也有16.4%）。由于职业选择（高龄农民工从事的是青年农民工不愿意干的工作，如建筑业）与家庭分工（青年农民工外出工作的收入高于高龄农民工，因而乡村家庭通常是青年父母外出工作、高龄的爷爷奶奶在家照顾孙辈）等原因，乡村高龄年龄段无法外出的比例应该更高一些。但即使假设留守乡村（不从事非农工作）的比例为50%，乡村50岁以上年龄段1.4亿劳动力中，有可能成为高龄农民工的数量也有7000万，相当于2014年高龄农民工数量的1.5倍。换句话说，与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的局面不同，高龄农民工暂时仍然供过于求。

　　有关建筑业高龄农民工的报道中提到，这些农民工普遍靠吃肉维持体力。包工头之所以愿意为每个农民工每天提供4两肉，是因为除了高龄农民工，建筑业几乎招不到其他人；没有肉吃，高龄农民工就干不动。而高龄农民工之所以愿意从事这些累人的、体力不支的工作，则是因为他们总体上供过于求，且在劳动能力（如体力）上处于弱势，只能从事其他人（如青年农民工）看不上眼的工作，例如建筑业与环卫工作。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还不是体力下降，而是像2004年全国性民工荒出现前常见的，因为年龄大了、体力（不仅是体力）下降了，在城镇找不到工作，因而不得不回乡，成为剩余劳动力，从而导致收入和生活水平剧降。

　　许多报道都提到了高龄农民工没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因而老无所养的问题。其实养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他们的就业状况有关。

　　首先，乡村的高龄劳动力必须在非农产业就业，才有资格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其次，即使允许乡村高龄劳动力自己缴费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如果当不了高龄农民工，没有务工收入，单靠种地收入他们也缴不起。再其次，不少报道提到，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高龄农民工以往的工作单位没有为他们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这个问题并非无法解决，近来珠三角就出现了地方政府实行“社保追溯制”，一旦发生劳资纠纷，企业必须为工人补缴其工作年限内所有社保金。而政府敢于“秋后算账”的底气，是企业用工年龄段农民工的供不应求。最后，即使高龄农民工有了职工养老保险，在达到退休年龄前，他们仍要靠工作挣钱，而高龄农民工中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占大多数。举例来说，2006年的外出农民工中，60岁以上的有94万人，51~60岁的男性有473万人，女性有109万人。即使把51~60岁的女性农民工统统算入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力，高龄农民工中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仍高达70%。能够靠自己的工作和收入体面地活到退休年龄，对这些高龄农民工来说比解决养老保险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