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如果要让现在在城镇工作、在统计中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的普通非技术农民工进城落户，就需要增加他们的收入。

　　在《大多数外出农民工“进不起城”》（参见2012年12月6日本报）一文中，笔者指出：第一，在农民工家庭城镇化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经济收入中，可能由财政承担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支出增加额至多占20%，由农民工自己挣得的收入至少占80%。第二，按照现有工资率、工作年限、日常开支与房价计算，外出农民工中具备城镇化经济能力的不到10%。

　　如果只是以取消城乡户籍限制来促进城镇化，则乡村户口人员中，煤老板进得起城，企业主进得起城，企业高管进得起城，至多一部分技术工人和自谋职业者进得起城，农民工中占大多数的普通非技术工人进不起城。可见，如果要让现在在城镇工作、在统计中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的普通非技术农民工进城落户，就需要增加他们的收入。

　　增加收入的三个难题

　　面对这个问题，社会上有不少人主张，通过出售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来大幅度增加进城农民工的收入。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近郊和沿海工业化地带（如珠三角）的土地确实会给当地乡民带来相当高的房租或地租收入，但他们与背井离乡的外出农民工不是一回事。还有地方将进城农民工家庭在远离城镇的家乡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将这些新增耕地的指标（即地票）出售给在城市周围需要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的企业。在本地乡村人口城镇化和地票交易方面，重庆走在全国的前面。但它目前每年只要有14万左右的转城镇户口的原乡村人口退出宅基地，就可满足重庆城镇建设对土地的需求。从2012到2020年，重庆预计每年常态化转户进城40万~50万人，这就意味着其地票供给量将相当于需求量的3倍。除非政府贴钱购买，否则，这么多的宅基地根本卖不掉。

　　还有不少人寄希望于农民工的技工化，他们力主通过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来提高农民工的技术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收入。但这些说法只涉及农民工技工化的收益，而忽略了农民工技工化的成本。首先，劳动密集型岗位只需要短期培训（长的1~2个月，短的一星期甚至2~3天）就可以胜任，而胜任技术工人的岗位则需要较长期培训（包括三年的技校学习，也包括工作后3~10年“从干中学”的过程）。其次，技工所学的技术是专用型的，适用面远窄于普通农民工。技工如果改行，所学的技能很可能报废，技工个人损失的收入要高于普通农民工。正因为如此，农民工在决定是否学习技术时，既要考虑技工与非技术工人的收入差，更要考虑技能岗位的稳定性。

　　有人说，现在中国是市场经济，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大多数中年农民工在城镇找不到工作也好，非技术农民工工资低得进不起城也好，都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农民工只能接受，没有办法。农民工的工资确实是市场决定的。但导致农民工工资水平低、在城镇工作年限短的，只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特殊情况，即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农民工市场。

　　供过于求意味着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选择权、只能被挑选。一旦青年农民工步入中年，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因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回乡。由于乡村居民在家乡建房所用的宅基地基本是免费的，还由于绝大多数乡村居民都有耕地，农民工家庭在乡村生活的支出要比在城镇低得多。正常情况下，城镇劳动者的收入应该能维持其全家在当地城镇最起码的生活水平。但由于农民工供过于求，彼此间的就业竞争降低了通胀条件下农民工工资的上升速度。

　　当前，只要是需要农民工干活的，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为农民工工资的持续急剧上涨而叫苦。但若以农民工全家在某个城镇工作一辈子的收入足以支付该家庭在当地一辈子的最低限度城镇生活支出（包括在城镇买下或长期租用建筑面积至少50~60平方米的住房）为标准，农民工的收入远没有上涨到位。“上涨到位”意味着城镇居民干目前只有农民工才愿意干的活也可以在城镇生存下去，而城镇失业者成为今天农民工市场的供给方会缓和农民工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

　　进城农民工的最佳选择

　　如上所述，市民化的前提是农民工的收入增加到足以使其家庭能够在城镇生活的地步。考虑到种种制约因素，大多数农民工家庭的收入达到这一水平，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