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是当前的学术热点。本文以武汉市为例，从户籍制度、职业技能、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难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我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城市的社会结构中基本上处于社会的边缘，其弱势的社会特征往往使得他们在择偶问题上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困扰困境。本文以武汉市为例，就新生代农民工择偶难题的现状、原因、对策进行探讨，以期他们在城市健康、幸福的生活。

　　一、择偶问题现状

　　此次调查，我们随机发放了3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84份。通过对有效问卷的分析，在受教育水平上，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0人，仅占7%；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07人，占73%；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有57人，占20%。由于自身文化水平较低，大部分受访者只能在一些建筑、加工制造、服务等行业。这些行业普遍的工作特点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工作强度大、工作空间狭小、时间长、收入低、加班为常态。总体上，他们从事的职业都较低端，男性大多从事一些初级体力劳动或从事个体小买卖；女性大多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一方面，由于收入少、没住房，他们之中的未婚男性难以得到女孩子的欢心，在择偶市场上缺少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中来自农村贫困地区的女性，由于自身的农村户口，加上无论是家庭还是自身经济地位的低下，往往容易受到经济条件稍好的男方家庭成员的歧视。总之，无论是对于他们中的男性还是女性来说，时时困扰他们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苦闷，是职业环境等各种因素束缚导致的择偶困难。

　　二、择偶难的原因分析

　　（一）宏观原因

　　1、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的阻隔引起新生代农民工择偶困难的根源，是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这种受到制度性安排和社会结构阻隔形成的障碍，让他们很难取得城市户口，也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保障政策，造成在住房、就业、就医看病、子女上学等方面的极度弱势化、边缘化。他们与城市当地居民往往分居于不同的地区，形成类似于“城中村”的贫民区。从城市当地居民的角度来看，他们是难以沟通和交流的对象；就他们自身而言，城市居民楼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领地。他们大多维持着原有的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择偶网络的拓展与延伸。可以说，户籍制度形成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阻碍，造成了他们难以获得正常的经济、政策、氛围等支持，从根本上造就了不利于他们择偶的社会环境。

　　2、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目前依附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上的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包括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劳动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从总体上将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当地居民有区别地分离出来，导致这一群体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以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只能成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比如受访者中占33.2%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武汉生活了10多年，但就是不能获得武汉户口，只能在武汉长期打工暂居；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没有资格同武汉当地孩子一样获得同等的教育；由于缺乏住房保障支持，96.5%的受访者没有能力购买武汉的住房，有的甚至不具备条件去租住一个可以进行简单家庭生活的空间，这一切无疑会让他们在择偶竞争上处于劣势地位。

　　（二）微观原因

　　1、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获得的悬殊

　　新生代农民工尽管为城市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受多种因素制约，他们始终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造成他们在择偶市场上缺乏优势。调查中，8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经济收入虽然与家乡相比有所提高，但与城市居民相比，从事的工作劳动环境较差、劳动强度较大，劳动报酬却相对低廉，导致其在城市中的经济地位严重边缘化；另外，74、2%的受访者表示，由于远隔家乡，他们在城市中不再有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在资源获取和发展机会方面，与城市居民存有较大差距，在城市中社会地位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2、新生代农民工居住与工作环境的不稳定性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居无定所、流动性大。在我们的284位调查者中，只有10位受访者在武汉买了自己的住房，其他人大多住在工作单位提供的宿舍里，或与同事或老乡在外面集体租房住。这些受访者中，只有37人，约占13%的人与单位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其余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与工作单位形成稳定的、合法的雇佣关系。由于没有固定的住房与稳定的工作单位，导致了他们周边异性的不确定，给他们的择偶带来了较大的不稳定性。一方面他们遇到称心如意的异性的概率极低，另一方面职业的流动性也决定了他们很难有稳定的收入，势必影响到其感情的发展和维系，他们的择偶大多很难有一个圆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