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最近三十年来对这部分人口的称谓，原先叫“盲流”，后来改称“农民工”。姑且把这两个词的褒贬意蕴放到一边，经济学家们普遍承认，正是由于大量农民进城，才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和今天为人瞩目的中国经济成就。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中国“人口红利”。

　　不过，在很多时候，就像“盲流”、“农民工”等词语背后所暗含的复杂内涵一样，农民进城又被当做是一种负资本。别的不说，每当谈论起中国就业问题的时候，那些懵懵懂懂跑到城里来的“乡下人”，总免不了要被算进“加剧城镇就业压力”的人口之列，称之为“富余劳动力”。

　　“农民工”真的富余吗？2004年以来，珠三角首次出现“民工荒”，观察者一开始以为这只是局部现象，后来才发现，这种现象竟然也是可以“传染”的，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珠三角的“民工”难找现象。研究人口经济的学者经过仔细分析，终于推翻“农民工”乃是“富余人口”的刻板印象，指出一般劳动力不仅不过剩，其可见趋势是还将会短缺，并使“人口红利”在不久的将来即告终结。而真正暂时“富余”的，乃是因为大学扩招而多出来的大学毕业生。

　　“富余劳动力”这个概念所指并非后一类，而是约定俗成，已专指仍旧留在农村、有待被工商企业和城镇吸收的那部分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为什么会习以为常地被称为“富余”？原因并不复杂，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基本上还是以一个农村和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乡村社会，相对于工商业需求来说，这部分人口当然是太多了，不可能一下子消化吸收掉。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从事农业劳动根本就不算一种职业，也就谈不上实现就业。那些待在农村与工商业无缘的，因此统统“富余”。

　　从事农业劳动当然也是一种职业。“农民”或“农民工”的“富余”，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原因，那就是那些还没有转移到城镇的5亿农民中，由于土地经营规模的限制，绝大多数人所耕种土地只能维持温饱，忙一阵闲一阵，因此许多人是处于半农半失业状态。“富余劳动力”的说法所折射的另一个事实，是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

　　然而，由于中国内部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农业对人口的需求上升态势，正在逐步出现。

　　中国农业发展其实严重不足，这种局面近年来已明显加剧。首先，粮食安全问题再次对中国形成考验，如无充足的农业从业人口做保证，中国未来出现粮荒不是不可以想象的。目前农村人口中，青壮“富余”劳动力成群结伙地转移到城镇，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已有很大不足。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粮食连年减产，以至不得不进口粮食。

　　其次，更要看到中国人的食品消费结构，正在经历由偏重数量的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质量改进阶段转变。统计表明，大米、小麦、玉米等粗粮在中国人日常消费中的比重业已下降，而肉类、奶类等高蛋白食品的消费量则明显上升，与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其上升幅度达到50%以上。不过，后者在中国人食品消费中的比例，现在还只占到40%多一点，而发达国家所占比例则达70%，可以看出中国食品消费向后者的转变，仍有很大空间。

　　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也正在带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近年来，南方一些地方养殖业发展速度很快，不少原先四处奔走打工或打算外出务工的农民，又选择在乡从事螃蟹、生猪、牛羊等的养殖，并且先走一步者大多收益可观。这部分农业生产需求，实际上正在为大量农业“富余”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与传统农业相比，从事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类食物生产具有高价值和高劳动需求特征，它不仅能够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求，还能创造“额外”价值实现赢利。

　　中国粮食生产形势、中国人食品消费结构等因素的变化，已在要求中国推进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通过土地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必然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引导干部群众全面准确地把握各项改革举措，既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又从国情农情出发，坚守底线，循序渐进，确保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