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历时一年多的《农民工早退：理论、实证与政策》研究报告日前完成。通过在广 东深圳、福建泉州、重庆巫溪、杭州和无锡等地开展一系列问卷调查，加以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农民进城的相关制度安排的国际比较研究，该报告提出了“农民工渐 进市民化”的战略安排和路线图，并就城市规划、央地财税改革以及农民工户籍社保、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市民化关键领域的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式“农民工早退”

　　“农民工早退”现象，即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过早地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针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曾提出，随着农民越来 越多地转移出农业，越来越少的人在原来的土地上耕作，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从而导致农民的收入和工人的工资逐步趋同，当两种产业的工资基 本相同时，农民不再有转移的动力，便称之为达到了“刘易斯拐点”。

　　然而，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农民的收入平均还不到 “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的50%—60%，农业与工业的工资远未趋同，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超出50%表明中国仍有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继而， “中国式农民工早退”现象与刘易斯拐点的基本条件相悖。根据以上研究，课题负责人、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提出，目前中国遇到的情况是中国特有的 “农民工早退”。

　　樊纲表示，农民工在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和市民有较大差异，加上农村的农业收入、制度收入、土地收益等福利都提高了 对农民工的拉力，这些因素使得农民工产生了“早退”现象。根据研究小组在深圳地区的调查，有28.5%的被访者打算在深圳定居，而选择离开深圳的主要原因 分别有 “工资待遇低”(达73.7%)，“生活成本高”(占72.8%)和“子女教育”(占38.8%)。针对这些现象，报告提出了“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战略 建议。

　　市民化需防止掉入“福利陷阱”

　　农民工市民化就是指要实现农民工在职业和权利上的 “市民化”；渐进，就是要允许一定时期内在保障水平上与市民存在“差异”，由“双轨制”最终过渡为“单轨”。

　　农民工市民化是防止全社会工资上涨快于生产率的有效途径，而生产力的提高则作为收入增长的基础，如果一味地以发达国家收入相对均等、社会保障制 度较为发达的情况作为参照系，加快收入增长，提高社会福利，则有可能掉入“福利陷阱”。为防止中国出现“福利陷阱”，樊纲提出应实现农民工渐进市民化，这 需要在渐进的过程中，对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体系进行改革。

　　樊纲还表示，农民工渐进市民化是一项需要支付“成本”，涉及到各级政府财力支出平衡的制度安排。根据不同口径的测算，市民化的人均成本为7万元 至10万元左右，到2020年，农民转市民需要筹集的资金规模将达到30万亿—40万亿元，如此巨大的投资同样需要渐进解决。同时，加上土地制度和户籍制 度的改革是需要时间的，农民工市民化也是需要时间的。

　　而具体到如何进行农民工渐进市民化，报告提出，农民工渐进市民化的道路，要按照 “分类、分城、分责”的原则推进。操作策略应按照“自愿自选、双轨并行、教育先行”的思路进行。可行路径应按照“地方实践、试点示范、顶层设计”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