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表示，第三产业对GDP的拉动作用不是很大，但其就业弹性系数远高于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数量均比第二产业大得多。

　　不过，2012年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仅仅占GDP的44.6%，就业比重只占整个比重的36%。这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和就业在GDP和总就业当中的比重，而且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大约10个百分点。

　　李克强表示，我国人均GDP现在6000多美元，服务业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要采取措施加以推动，特别是要破除障碍，吸收社会资本进入。

　　促进就业的另一个推手是改革。在蔡昉看来，解决就业问题，万众期待的改革红利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在2011年到2020年间，劳动力总量会减少，潜在增长率水平将会继续下降。蔡昉说，但如果通过改革让劳动参与率更高，让更多的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只要每年的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就可以增加0.88%，这是相当可观的。

　　“农民工因为户籍制度的约束很难转移出去，因此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太早，太频繁。”蔡昉说，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

　　李克强在5月底就曾透露，为推进人的城镇化，在研究推进差别化的户籍政策。在上述经济形势报告中他也明确：在(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内，我们还是尽可能地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着力去推进改革，着力去推进结构调整，激发市场活力来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