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年，根据民政部门的要求，申报项目要有“创新”，去年的项目不能再次申报。由于找不到愿意“接盘”的爱心企业资助，社会效益极佳的特殊青少年矫治项目不得不面临停摆。社工们也不得不中断已有的经验累积，而去迎合出资方的要求，从事另一项“创新”服务。

　　“这对社工专业性成长没有好处，但这就是现实状况。”这位负责人虽然看好特殊青少年群体的矫治工作，但因缺少经费，她不得不将工作重心转移。她开始担心，下一年再“创新”什么，“我们的服务对象就这几类人群，每年创新一类，最终只会导致每一类都不精、不专，专业性的提升需要无数经验的累积”。

　　记者查询发现，从中央到地方，对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文件大多不具有强制性，目前仍处于“鼓励”阶段。一些已经开始尝试购买服务的地方政府，也并没有出台文件规定具体哪几类社会服务应当或者建议由专业社会组织承担。

　　这就很容易令人产生“换一任领导，换一个思路”的猜想。

　　庄婷婷从上任伊始，就接手“青年地带”工作，这项工作被海珠区团委在正式文件中列为长期坚持的重点工作之一，历经４次团区委书记“人事更迭”，仍未放弃。如今，“青年地带”遍布海珠区的各大社区、学校，从最初的没钱、没人、没阵地，到现在的“样样全有”，致力于为6岁至30岁青少年及其家长提供心理辅导、个案咨询、社区公民教育、维权等服务。

　　即便如此，庄婷婷也有担忧，“钱毕竟是财政给的，最近3年是保住了，3年后什么情况谁也无法预计”。她分析，3年后，她本人可能已经转岗，下一任团委书记可能依然非常重视“青年地带”工作，但钱能不能批下来、能否有涨幅或维持现状，都是个未知数，“牵扯的部门太多，我们自己也没底”。

　　花钱买“杂役”，还是买“社工”？

　　未来内地，能不能像香港一样，培养出拥有30年以上经验的、真正的资深社工？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社工个人职业素养能否实现逐步提升？

　　提升职业素养有两条途径，一是接触大量一线个案，二是得到资深社工督导的指导。

　　接触个案对于一线社工来说看似并不困难，但事实上，很多由政府购买“岗位社工”的地区，被购买的“社工”未必能有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个案接触工作中。

　　小宝此前曾是某市司法所购买的司法社工，也在某市禁毒所做过禁毒社工。前者主要为社区安置帮教回归人员提供服务，后者为吸毒青少年提供服务。按常理，他能接触很多一般社工接触不到的特殊案例，但实际上，大多数时间，他都被夹在社工机构和购买服务部门之间体会“两难”。

　　“社工机构有考核指标，每个季度要完成多少任务量；购买服务的政府部门也有要求，他们人手不够用时，我得帮忙。”小宝一边要给司法局、禁毒所做“杂役”，一边还要完成巨大的一线访问任务量，经常忙不过来。

　　尽管上述两个城市的岗位给小宝的工资每月能达到税后5000元，但他仍然选择退出，并投奔了广州一家工资较低、但更规范的社工机构，专门从事青少年事务服务，“没有好的职业规划，没意思，就不干了”。

　　一名社工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政府购买“岗位社工”有利有弊。好处在于，能迅速通过行政手段覆盖到很多领域；弊端是，社工入驻后，不可避免地会被要求承担一部分行政工作。而后者，对于社工个人职业素养的提高没有好处，还会使那些刚入职的社工产生倦怠，继而退出这个行业。

　　在督导方面，启智社工总干事李森告诉记者，内地暂时没有超过30年经验的资深督导，一般要从香港请，“一个督导一天三四千元，一个月来三四次，大概一万多元”。

　　李森说，广东地区现在社工机构鱼龙混杂，能请得起香港督导的只是几家大机构。而督导对于一名社工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

　　张铭炜是一个工作了5年的社工，最近，他退出原机构，打算自办一家社工督导培训咨询公司，专为请不起香港督导的小机构提供督导服务。

　　“内地除广州外，还有很多小社工机构，需要督导。”他敏锐地发现了内地督导市场的空白。他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能坚持做社工5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遇到了好督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