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6月26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所作的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透漏，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的总人口为7亿1182万，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但是，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今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称，约52.6%的城镇化率背后，约1/3的人没有城镇户口。“把他们刨掉，按公安部户籍的统计，我们真实的城镇化率是35.2%。”陈锡文指出，“也就是说，我们实际有城镇户籍的人口不到4亿8000万。”一纸户籍，削去了约三成城镇化率。有媒体报道，我国被纳入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有约2.6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仅以深圳一地为例，深圳市官方统计显示：截至201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300.18万人，而户籍人口仅为304.94万人，二者相差3倍。截至2012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村人口总数约6.4亿。近三年来落户城镇的，仅为其中的3.9%。面对农民工进城落不了户，陈锡文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看来思路还不是很清晰。”

　　我以为，造成国家解决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思路不清晰，首要的是一些有误的思维认识的阻碍。

　　一是城市政府缺钱的思维

　　城市城镇政府之所以迟迟不给进城农民工落户，第一个考量是他们拿不出相应的钱，来让进城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据前些年有人估算城市每新增一名落户者，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新增投资10万元，这还没有估计各地城市的差异，更没有计算教育、医疗、保险、养老等新增的投资数额。

　　城市城镇政府一下子拿不出大笔的钱来解决进城农民工的落户，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你总可以根据每年的财政收入支出情况，每年拿出一部分来解决吧，而且至少制定一个逐步逐年解决的计划表吧，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城市城镇都没有！

　　二是城市居民反对的思维

　　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体体制，城市城镇所提供的就业岗位还不够城市城镇居民享有，几乎不存在农民工进城问题。改革开放后实行市场经济，城市城镇就业岗位逐年增多，特别是开始时的“脏累重”岗位成立人不愿干，才有了吸收农民工进城。不过那时招农民工是不合法的，舆论上被歧视地称作“盲流”，行动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清退盲流战役”。后来各地政府看到“脏累重”岗位只有农民工肯干，这才予以默认，以至于后来中小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屡屡败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用工越来越“钟情于”农民工，地方政府顺势放开了用工市场，当时的农民工只要能够进城找到工作就满意了，并没有萌生与提出有关与城市城镇居民一样的福利诉求。这就是有的经济学家赞赏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但这种一牺牲农民工利益的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财力的增强，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增多，对外开放后国外信息的增多，社会公平正义概念的被引入，农民享受同等国民待遇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城乡居民待遇差距受到全社会关注。但是要缩小这种差距，几乎所有的科目都需要增加投入，而在政府财政支出是一个固定数量的情况下，就必然要从原户籍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中切出一块重新分配，比如高考招生的名额分配，就是一项硬碰硬的再分配难点，因而必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在农民特别是农民工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情况下，城市城镇政府理所当然站在既得利益集团一边，并且把记得利益集团的理由作为自己的理由。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矛盾，制约了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也存在着社会风险隐患。

　　三是影响城市形象论

　　让进城农民工落户会影响城市形象，正如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所说，有些城市决策者将自己城市的位置定得很高，从基础设施、城市景观乃至人口素质都要和发达国家媲美。大量农民进城必然增加城市低收入、低端就业人群，这就与一些城市管理者的城市发展理念产生冲突，从而在政策上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