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中部崛起迅速，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城市也成了农民工的有力吸纳地。农民工流向出现新变化，不少原来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转向全国其他地区，农民工流向的多元化导致在一些地区没有调整产业结构前遭遇一定程度的民工荒。

　　3.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也是造成“民工荒”的重要制度因素。(1) 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高需求与低参保率的矛盾。农民工在城市工作面临生存、疾病、失业等诸多风险，需要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但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参保率非常低，农民工一旦出事，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生活往往陷入困境。农民工参保意愿不高的原因在于社会保障的个人承担比例对农民工来说过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成为他们的负担。(2)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过窄，农民工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多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一旦生病或遇到其他意外支出，农民工就可能出现生活困境。农民工急需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护，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护对象通常是城市居民，农民工很难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 3) 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一刀切”的问题，没有考虑农民工的群体特点。由于城市职工流动性较农民工低，企业愿意为城市职工承担相应的保险费。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在工作、生活上的诸多差异，要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也应当有别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全采用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无法保证农民工的参保率，也无法满足农民工对社保的需求。

　　4.国家教育政策。20 世纪90 年代末以来，高校扩招后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需求，其后果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企业发愁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

　　5.政府“城市化”政策。城市化过程会涉及一系列的公共政策，从户籍、人口政策到社保政策，到公用品的供给，水电煤气的供给，公用品的归置问题，到交通运输系统，到城市管理系统，最重要是社会政策，农民进城的政策，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可以说，是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的集合构成了城市化进程。受到城市本位主义思维的影响，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都为农民向城市的合法工作或合法定居设置了层层障碍，政府的城市化政策并不能真正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视、维护城市化进程中流向城市中的农民工的相关权益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6.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4 年以来，中国经济以持续的高速度增长，加入WTO、新增企业多，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等，使得劳动力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而劳动密集产业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刚性增长。劳动力的供给一时不可能跟得上，出现短暂性的用工短缺也是自然的事情了。此外，东南沿海招商引资力度加大，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区振兴、CEPA协议及泛珠三角合作等因素，原有企业的扩张和新增企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用工需求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速度。

　　(二) 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偏差。我国企业在管理上一直存在着重利润，轻效率； 重组织，轻个人的理念。近几年“民工荒”的出现，反映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偏差的问题。一方面，它反映了企业只重视产量，当企业遭遇危机时，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裁员，压缩用工成本，以提高利润，却没有想到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它折射了企业管理理念中人本观念的淡薄，很少考虑满足个人需要。在很多企业管理者意识中“农民工”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民工荒”告诉企业的管理者们那种“裁员不想给钱，缺人不想加钱”的做法值得商榷。

　　2.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偏差。基于管理意识的偏差，在我国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管理方式上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总体来说管理方式落后： 一是缺乏长期的人力资源规划。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的规划问题上，缺乏超前意识，在裁员时并未考虑在订单纷纷涌来时该如何确保具有足够的劳动力。二是薪酬待遇低，缺乏社会保障。企业依然把农民工当成廉价劳动力，生活条件简陋，至于养老、医疗、子女入学没有保障。从员工方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务工者的主力，而这一代农民工对薪酬、务工环境和职业空间的要求远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而企业显然并未做好准备。三是缺乏对农民工的培训。“民工荒”实际就是“技工荒”，特别是高级技工难求。对于高级技工的短缺，很多企业一贯的做法都是面向大专院校引进人才，却很少有企业注意对农民工的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