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民工荒”问题，是新时期摆在我国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深入分析了民工短缺现象，从农民工角度提出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调整对农民工的培训重点和内容的政策建议； 从企业角度提出了调整管理方式，使人力资源管理具有科学性的政策建议；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积极调整国家“城市化”政策和转换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外出务工就一直成为我国突出的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民工为推动城市经济建设和我国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2004 年年初，有着9 亿农民的中国首次遇到民工短缺的现象，打破了民工无限供给的神话。继广东东莞首次出现民工短缺之后，迅速波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并且有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趋势。近年来，农民工短缺的现象更是愈演愈烈，引起了政府、企业、学界等社会多方面的关注。

　　一、“民工荒”问题的现状特点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都占有较大比例，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从业人员的68%，在建筑业、采掘业中占到近80%，在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占到50%以上。

　　关于“民工荒”， 2004 年9 月8 日，国家劳动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指出，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 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严重； 企业需求量大、严重缺乏的主要是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

　　到了2011 年，“民工荒”现象愈发严重，并呈现出扩散之势，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传统劳务输出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省份扩散。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数据分析报告显示， 2010 年第四季度，江苏省辖市各类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岗位170.44 万个，相比上一季度增长1.15%。与此同时，进入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职业中介服务机构进行登记的各类求职人员149.64 万人，减幅4.51%。缺工的现象基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型行业，而且主要是一线操作人员。江苏存在用工缺口的企业主要为电子电器、机械制造，这两个分别占缺工企业总量的38.7% 和25.3%，一线操作工占总数的94.6%； 福建缺工行业主要为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服务业； 山东用工缺口最大的三个职业分别为裁剪缝纫工、餐厅服务员和推销展销人员。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也面临缺工新问题。据贵州省相关部门介绍，近期，贵州本土企业用工缺口达万人次，缺工现象十分严重。今年湖北省劳务输出人数预计将收缩10%至15%左右，至少“缩水”100 万。该省输送到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至少减少60 万。

　　“民工荒”的基本特点：民工荒已经从局部短缺演变成全面短缺。一是从时间上看来得更早，珠三角早在2011 年春节前数月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用工荒”现象； 二是从范围上看影响地区更广，像四川、湖北、安徽等中西部地区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了用工短缺的现象； 三是从工种涉及类别更多，当前不仅“技工荒”，普工也“荒”。就业难和招工难在局部地区同时出现。局部地区的现象反映劳动力供给双方信息沟通不畅。企业招普工，主要是通过张贴招工广告、内部员工引荐、与技校联系、委托职业介绍机构招聘等方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很难及时准确了解到各公司的招聘信息。农村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城市的企业招不到工人，招工难与就业难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出现。劳动者的工资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劳动者在劳资协商中的地位正在加强。现在全国都在争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提高工资的话语权开始向工人手中转移，出现“权力反转”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不仅提出了工资底线，还提出不大量加班、改善食宿环境、要有文娱活动安排等要求。现在劳资协商的天平只是稍微向工人方向倾斜了一点，刚刚开始向相对的平衡发展，离双方真正平等谈判还有很大距离。农民工群体正在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将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从当年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2.4 亿农民工群体正在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他们更强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要求基本的社会保障、要求工资待遇的提高、要求工作环境的改善。农民工群体的成长，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影响。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未改变，而且劳动力格局更为复杂，我国将面临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四川省统计局和劳务开发办的调查数据判断： 近5 年来，四川省的劳动力资源还在以每年50 多万人的速度增长，劳动力的供给仍在扩大。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的研究评估也认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依旧呈上涨的趋势。但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加剧。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存在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要求高，困难职工数量也到达峰值。几个群体都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压力很大。

　　二、“民工荒”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 积极影响

　　1.“民工荒”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表明劳资关系进入新阶段。一个和谐的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和谐因素之一应是劳资关系的和谐。而“招工难”折射出了中国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大发展中劳资关系不和谐的声音，使企业要正确处理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构建企业和谐的劳动关系。事实上，企业构建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对于提高企业最终的核心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关系理顺了，受益者不只是员工，也包括企业。企业作为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企业的劳资双方应该互相承认对方的利益，承认对方的存在，成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实现双赢。

　　2.“民工荒”的出现，为东部产业西进创造了机会，国家平衡发展的战略正在发挥作用。国务院发布《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要求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中西部农民工去东部的人数自然会下降。“民工荒”的出现，不仅给产业转移带来机遇，也给经济转型创造了机会，说明国家平衡发展的战略正在发挥作用。

　　3.“民工荒”的出现，说明农村吸引力在增加，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大有好处。近年来，中央连发“一号文件”，构建起了推动村建设的基本政策框架，我国农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种地免征农业税，上学不交学杂费，农民看病有医保”。由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带来的惠农政策接踵而至，为农村注入了活力，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国家惠农政策使农业有利可图，一些农民工在当地走上农业致富道路，这让外出务工人员基数减少。农村吸引力的增加，对于发展农村经济无疑大有好处。

　　(二) 负面影响

　　1.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将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是中国走上富强的必由之路，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企业用工不稳定状态。“招工难”将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进而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

　　2.影响农民消费水平提高。要扩大内需，提高农民收入及其消费水平是主要途径之一。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近十年来，农民工的工资低且增长缓慢，实际收入下降，无法维持高支出的城镇生活。

　　3.影响社会稳定。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差，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一些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社会上伤害农民工事件经常发生，导致对立情绪日益加深。在劳资矛盾较为严重的地区，造成社会冲突加剧，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

　　4.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招工难”会造成企业劳动力短缺，生产进度放慢，影响企业盈利。其次，对于低工资获取低成本优势的企业，由于忽视企业的技术改造，忽视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必将深远地影响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三、“民工荒”现象的原因分析

　　(一)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

　　1.中央村政策。“十一五”期间，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重要方针，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强化，农业现代化水平显着提高，社会主义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迈出重大步伐。同期，全国农民收入实现了持续较快增长。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市场流通条件的改善，农民的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步伐加快，农村公共服务明显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工由打工转向务农的积极性。

　　2.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中部崛起迅速，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基地的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城市也成了农民工的有力吸纳地。农民工流向出现新变化，不少原来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转向全国其他地区，农民工流向的多元化导致在一些地区没有调整产业结构前遭遇一定程度的民工荒。

　　3.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也是造成“民工荒”的重要制度因素。(1) 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高需求与低参保率的矛盾。农民工在城市工作面临生存、疾病、失业等诸多风险，需要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但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参保率非常低，农民工一旦出事，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生活往往陷入困境。农民工参保意愿不高的原因在于社会保障的个人承担比例对农民工来说过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成为他们的负担。(2)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过窄，农民工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多年来，农民工的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一旦生病或遇到其他意外支出，农民工就可能出现生活困境。农民工急需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护，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护对象通常是城市居民，农民工很难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 3) 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一刀切”的问题，没有考虑农民工的群体特点。由于城市职工流动性较农民工低，企业愿意为城市职工承担相应的保险费。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在工作、生活上的诸多差异，要求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也应当有别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全采用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无法保证农民工的参保率，也无法满足农民工对社保的需求。

　　4.国家教育政策。20 世纪90 年代末以来，高校扩招后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需求，其后果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企业发愁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

　　5.政府“城市化”政策。城市化过程会涉及一系列的公共政策，从户籍、人口政策到社保政策，到公用品的供给，水电煤气的供给，公用品的归置问题，到交通运输系统，到城市管理系统，最重要是社会政策，农民进城的政策，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可以说，是一系列的公共政策的集合构成了城市化进程。受到城市本位主义思维的影响，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都为农民向城市的合法工作或合法定居设置了层层障碍，政府的城市化政策并不能真正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视、维护城市化进程中流向城市中的农民工的相关权益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6.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4 年以来，中国经济以持续的高速度增长，加入WTO、新增企业多，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等，使得劳动力需求大于劳动力供给，而劳动密集产业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刚性增长。劳动力的供给一时不可能跟得上，出现短暂性的用工短缺也是自然的事情了。此外，东南沿海招商引资力度加大，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区振兴、CEPA协议及泛珠三角合作等因素，原有企业的扩张和新增企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用工需求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速度。

　　(二) 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偏差。我国企业在管理上一直存在着重利润，轻效率； 重组织，轻个人的理念。近几年“民工荒”的出现，反映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偏差的问题。一方面，它反映了企业只重视产量，当企业遭遇危机时，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裁员，压缩用工成本，以提高利润，却没有想到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它折射了企业管理理念中人本观念的淡薄，很少考虑满足个人需要。在很多企业管理者意识中“农民工”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民工荒”告诉企业的管理者们那种“裁员不想给钱，缺人不想加钱”的做法值得商榷。

　　2.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偏差。基于管理意识的偏差，在我国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管理方式上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总体来说管理方式落后： 一是缺乏长期的人力资源规划。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的规划问题上，缺乏超前意识，在裁员时并未考虑在订单纷纷涌来时该如何确保具有足够的劳动力。二是薪酬待遇低，缺乏社会保障。企业依然把农民工当成廉价劳动力，生活条件简陋，至于养老、医疗、子女入学没有保障。从员工方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务工者的主力，而这一代农民工对薪酬、务工环境和职业空间的要求远远超过老一代农民工，而企业显然并未做好准备。三是缺乏对农民工的培训。“民工荒”实际就是“技工荒”，特别是高级技工难求。对于高级技工的短缺，很多企业一贯的做法都是面向大专院校引进人才，却很少有企业注意对农民工的培训。

　　(三) 从劳动力供需结构看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上比前几代民工明显减少，但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他们找工作注重工资福利，同时在意工作环境，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对就业岗位往往会挑挑拣拣。二是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学历人才迅速增加。每年都有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比普通民工的就业要求更高，向往机关事业单位和能展示自己才能的白领工作岗位，否则宁愿待业，也不肯进中小企业做一般员工。

　　从劳动力需求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广大农村及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吸引了不少民工回乡创业或到当地城镇的企业打工； 而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中小企业迅猛发展，其产业基本上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用工需求量不断增加，工作岗位依然较多为蓝领的工作。

　　(四) 从农民工自身的角度看

　　1.农民工的生活生产环境差。农民工受歧视和缺乏基本权益保障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生活环境恶劣，此外，用工不规范、劳工权益侵害、缺乏劳动和医疗保险等也直接导致农民工短缺。尤其是都市人的排外性使得他们长期忍受歧视，农民工薪酬水平低。

　　2.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80 后”、“90 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目前正逐步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他们在就业观念、处事风格上与父辈们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同时融入了更多追求自我的观念，职业期望值高，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不愿意成为流水线上的生产工具，而是希望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个体，追求体面劳动，追求生活质量。因此，当企业需要大量的一线工人时，“招工难”自然凸显。

　　四、解决“招工难”的对策

　　(一) 积极调整国家“城市化”政策

　　调整不平等的城乡、工农发展政策如教育、卫生、科技、文化、金融、社会保障等综合性政策，并加以解决。特别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切实转变过去漠视农民工权益的观念，把城市化进程中，流向城市的务工者的利益维护当做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来看待，更是当政者急需面对的任务。这不仅关系到农民、农村，更关系到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 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

　　从升级职业教育模式的现实需求出发，我国政府需要将职业教育提升到战略高度。一是宜将职业教育和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一视同仁，加大政策和资金投入； 二是适时改变政策指导思路，强化行业、产业引导作用，将职业教育发展与国家中长期战略产业规划发展全面对接； 三是在职业教育水平显着提升基础上，针对优秀技工人才，配套鼓励政策，逐步在地方层面实现“招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三) 实现发展模式转换，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的仍是一种粗放型低成本扩张的经济发展道路，相当一部分企业缺乏核心技术。“招工难”的出现，为我们提出了必须从源头上解决“民工荒”的问题。这就是要实现发展模式转换，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走科技含量高、污染少、能耗低、经济效益好的新路子。具体来说，就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换，提高现有产业的技术含量，把廉价劳动力变成高价值、高素质的人才资源，构筑一种劳动、资本和技术有机结合的动态比较优势，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四) 强化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引导

　　政府应强化就业引导方面的宏观管理职能，使民工的流动更符合各地的用工需求。此外，应使全国各地的用工信息共享、共用，扫除信息传递的死角和社会上一些非法的务工中介，实现更高程度、更广范围内的人得其事，事得其人。

　　(五) 转变对农民工的培训重点和内容

　　调整培训重点，坚持输入地培训为主，本省为辅； 以素质教育为主，短期技能培训以及“订单式”培训为辅。建议输出地培训以政府、高校等培训机构为主，输入地培训要构建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多方位合作机制，让用工企业和培训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 输出地政府重点抓好素质培训和岗前一般技能培训； 而输入地政府和企业主要应做好针对性的在职、在岗培训或转岗培训，形成以培训促就业，以就业带培训的良性互动效应，引导农民加快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素质型就业的转变。

　　(六)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全面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以各地劳务基地为依托，引导组建农民工的自律型维权组织，将信息服务和维权作为劳务基地维权组织最主要的工作。重点抓好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落实转出地最低工资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七) 积极引导企业更新技术，促进产业升级

　　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有绝对优势的，但是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生产成本上，而且在生产效率上也有大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发挥好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加快传统技术改造，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八) 调整管理方式，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科学性

　　一是企业要做好人力资源规划，改变以往“等工上门”的方式，主动“走出去”，积极与各劳动力市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借助这些平台扩大“员工流”。组建区域劳务集团，建立广泛的劳务合作，以解决自己劳动力需求的后顾之忧。二是全面了解员工需求，提高薪酬福利水平，改善工作环境，善待员工。要想留住员工，首先就要平等待人。其次，提高工资和奖励。要建立企业职工医疗保障机制解决员工看病贵难题，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再次，在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上，善于发现拔尖人才，做到人尽其才，依据工作表现给予合理、公正的职位和报酬，促使每个员工都有上进心，给予他们良好的晋升空间和培训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