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制度、社会、市场、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依然滞留于农民工队伍中，政策上享受不到完全的权益，社 会认同上呈现“内卷化”，阻碍了他们的再社会化和社会融入进程。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机会、职业发展、劳动保障、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等方面无法真正享受到市 民待遇，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城市化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留守儿童是代价，而人数超过留守儿童的流动儿童，他们的权利也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一)从“进入”到“融入”农民工离城市有多远?

据了解，新生代农民工仅仅处于市民化过程中的中间阶段，距离实现城市融入还有很长一段路，目前仍面临很多障碍。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从而形成了“游民化”的社会认同尴尬境地。

城市对农民工来说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等都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处于较低水平。他们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在城市“生根”，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

(二)新生代农民工已“非农化”

“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部分在城镇长大或出生，但是其身份又是农民，因此大多数农民工只是把自己看作城市的过客。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拥有的却是残缺的生活，社会地位处在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下层，他们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

他们的收入普遍偏低，生活条件较差，而且缺乏社会保障，居住条件简陋，有的人时常处于生活无着境地。这使他们在城市中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即使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他们的务工条件与城市工人仍存在较大差距，职业安全健康存在隐患。

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居住在狭小的工地圈子中，生活圈子单一，与城里人交流较少，社会融合度低，总体上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贫乏，是城市社会的边缘 人群;就业和培训率低，不少农民工由于没有时间和经费，加上有的培训课程、项目与需求脱节，针对性不强，农民工参训积极性不高;权益诉求渠道窄，农民工在 维护自身权益方面缺乏足够的能力，经常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

(三)“边缘化”困境阻碍“融城”之路

据长江大学法学教授徐前权介绍，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流动的最大制度成本和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从身份上看，他们依然是农民，享受不到城乡一致的政策待遇。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就业竞争压力巨大，不仅要和老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和大学生群体来竞争就业岗位。

从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来看，主要以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为主，在从事脏、累、重及危险性高的工作同时，其工资收入并不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不到位：一是就业促进与服务制度缺失，新生代农民工通往城市的就业岗位缺乏有序引导。

影响身份认同最主要因素是“户口”，比例为59.1%。对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虽然在整体上接纳了城市文化，但在身份认同上存在困境。新生 代农民工是生活在熟人社会之中的，他们越是远离乡土、远离家庭，越是依赖于这种熟人社会。他们工作生活在熟人社会的同时，也与城市人愈加疏离。新生代农民 工与城市人交往程度很低，其中“思想观念不同”是造成交往困难的第一要素，此外，“缺少交流机会”、“生活习惯不同”、“地位差异大”等也是造成交往困难 的原因。

城区人们工作时间相对较长，导致业余时间较少，因此他们往往倾向于从事个体性的活动，譬如睡觉、上网、听音乐、看电视等，而很少与外界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缺乏情感沟通，生活压力难以释放。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联系相对松散，却没有其他替代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填补这一空间，使得他们 在城市缺乏社会关系网，情感上更加脆弱。

(四)深化制度改革 助推“华丽转身”

市心理学会会长舒闻铭介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首先，要尊重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促使农民工和 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为农民工生活与劳动创造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通过开展培 训班等形式，引导他们跟上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