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时间的系列研究，我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散工已经 作为一个社会实体而存在了。散工顺应了城市发展的需要，是城市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辅助部分，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受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 制约，散工受到的不公正遭遇让我们震惊。随着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经济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打工大军将来到珠江三角洲。同时，随着珠三角地区产 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升级，那些文化程度偏低的在厂做事的农民工很可能被“裁减”，他们将加入到散工队伍中。因此可以预期到散工队伍将越来 越大，尽管这类人群还没有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阶层”，但已经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兴人群。如果不加以积极引导和有效管理，将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 题，给珠江三角洲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散工，加强对散工的积极引导、关心和扶助，为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 基础。

　　2 流动党支部的设立，不仅能协调解决司机及其家庭中的一些矛盾，还在某种意义上为社区居民增添了一种政治保障

　 　在珠江三角洲，除大批散工外，还有一批农民工通过自身努力把握了城市发展机遇，成为了具有职业化特色的民工。在深圳工作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就是一个 典型。与其他农民工不同的是，深圳攸县籍出租车司机从农村流动到都市，合法地获得同一种职业，并共同生活在同一城中村社区。2006年，我们专门去深圳石 厦村社区这个深圳的“攸县村”以及的士司机的家乡攸县新中村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试图从人类学的视野研究深圳攸县籍的士司机的形成，获取合法的职业身份以 及适应都市文化的历史过程。

　　研究结果发现，这群人来到深圳，进入出租车司机行业，跟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有关。看起来，最 先进入深圳的士司机行业的是那些常年贩卖牲猪的农民，但其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是他们内在的文化机制。正是这些文化机制决定了他们可以利用合法途径来实现自己 的身份或职业转变，并形成和国家政府之间的良好沟通渠道。攸县新中村，处于航运和陆运的重要枢纽位置，自古以来便具有开放的心态，乐于接受外来文明，而且 这是一个易姓单姓村，大多数村民在血缘上都沾亲带故，出了门都是熟人和亲戚。正是这样一种血缘和亲属信用体系，让新中村人以或亲戚带亲戚或朋友带朋友的方 式来到了深圳并进入出租车行业。就劳动力输入地的深圳而言，这是一个移民城市，以敢为天下先著称，深圳的移民特色使其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能容纳各种人 士。随着公路网络的不断完善就吸引了具有运输历史传统的攸县人到来。深圳的士行业是国内第一个实现多元化管理的行业，也是国内第一个实行的士承包运营的城 市，正是特区的这种包容性给攸县籍司机提供了生活的空间。

　　攸县籍出租车司机获取合法职业后，聚居在深圳石厦村的城中村，表面上看是把 乡村的家庭和社会移植到都市，实质上在某些方面已经发生了改变，如乡土社会中的长幼有序就悄然发生了改变。“变”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与此同 时，他们仍然遵循乡土社会的一些风俗和习惯，如他们讲攸县话，吃攸县菜，拜攸县观音，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身份社区，此社区通过攸县农民的血缘、地缘以及业缘 建构而成。而且通过一套内在的文化机制维护着社区的正常运行，以求彼此之间的融洽相处，信息交流和临危之时的互帮互助。尽管石厦社区城中村没有他们的文化 之根，也没有养育他们的土壤，但他们不缺乏“家”的概念，为适应居住的需要，他们有意识地把“家”进行扩大化，居住在一个社区的都是一家人。

　 　最具创造性的主动适应是出租车流动党支部的成立。这不仅体现出攸县出租司机的身份自觉，还发挥着他们在身份社区与国家力量之间的一种代理机制作用。流动 党支部的设立，不仅能协调解决司机及其家庭中的一些矛盾，还在某种意义上为社区居民增添了一种政治保障。流动党支部的“发明”，让人看到了农民工构建适应 都市文化的适应性机制。

　　正是这些或者血缘、地缘，或者风俗习惯、信仰，或者党支部的机制和制度安排，支持和维护了攸县出租车司机身份社区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