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虽然在农村长大，其实并没有多少“泥土味”，有的根本不知道稼穑之 艰辛，更不懂得“农村真穷 农民真苦 农业真危险”的道理；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不少是大学生或者是经过了职业学校培训，拥有一技之长，因而他们对农村没有眷恋之情；此外，他们没有父 辈那样沉重的经济负担，不需要挣太多钱养家糊口，他们往往自保则可。与20年前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多的居住意向，也更能够适应城市的人居环 境。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把资源配置的基本单位由生产队转换为家庭。随着行政限制的放松，“乡土社会”的 “不流动性”被打破，人多地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农村劳动力开始蜂拥进入珠江三角洲等地的经济发达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初，仅仅珠江三角 洲一带就有1000多万常年流动人口，现在每年的流动人口达到8000万人。

　　笔者自1986年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初期主要探讨农民 工的分类、规模和分布，随后关注流动农民工引发的相关问题，将流动农民工与社区综合起来研究，接着提出 “二元社区”、“钟摆理论”等独创性理论阐释当代中国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的流动现象。从那时算起，笔者从事农民工研究主要是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研究，已经 有20多年了。20多年来，我乐此不疲，用力甚多，也屡有收获，以一个人类学者特有的人文关怀情结力所能及地为他们鼓与呼。现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1 用“二元社区”、“钟摆理论”等独创性理论阐释农民工的流动现象

　 　最早研究农民工是从散工开始的，散工是学术界的术语，他们自称为“打短工”、“做临时工”或“打零工”。所谓“散工” 是指外来劳动人口中从事各种“自由” 职业的人， 他们既无个体营业证件，亦非各类企业中的合法雇用者。他们从事的行当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出卖体力劳动为主，类似打短工的性质，雇主要求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搬运泥沙、砖瓦挖土方等。他们可以说是劳动后备军；另一类是手工业劳动者，干的 行业比较单一，如木工、泥瓦工、修鞋、修自行车、弹棉花等。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主位”和“客位”研究法，内观和外观以 及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这也是研究散工的重要途径和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有效手段。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主张与被研究者交朋友、谈心聊天， 打成一片， 倾听他者的声音， 从进入空间地理上的社区， 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情感生活。在具体研究手段上， 强调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以社会学的结构性问卷调查为主，目的不在于统计数据， 而在于整体上把握散工的状况。定性分析以个案访谈为主， 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进行， 特别有利于通过“滚雪球”方法采访调查对象。而人类学独有的参与观察则使调查员能够通过亲眼目睹， 了解外来散工的居住环境、工作场所等情况， 切身感受到散工的生活、工作情形。

　　根据多年的研究实践，笔者提出了具有本土化色彩的散工 研究理论。一是“二元社区”理论。所谓的“二元社区”，即指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区（如一个村落和集镇），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 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于在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所谓“二元”。这个“二元社区”不仅是指空间和地理上的隔离，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隔离。不管是分配 制度，职业构成，消费和娱乐方式，社会心理甚至聚居方式都是分离的。 “二元社区”形成的原因是多元的，就经济基础来说是“寄生性经济”的形成，就政策层面来说是“地方官本位政策”的影响；二是“钟摆理论”。也就是说外来工 之所以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流动， 其根本动力之一在于现行户籍制度下产生的外地人与本地人不同体系的“二元社区”的制约以及输出地农业经济的凋敝。

　　历史是一条长河，置 身其中无法规避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始终结合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特定地域研究散工，看到了农民工群体在不断地变化、内部在分化。少数打工者成了业主、 或包工头、或老板。从打工者到业主， 实际上是在职业阶层上实现从低收入阶层向其他较高收入阶层的流动， 而这种流动得以实现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