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目前建筑业职业伤害的主体

　　建筑业既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其增加值约占GDP的7%，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容量大，目前吸纳的农民工约占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据统计局2004年数据，全国建筑业从业人员总计3893万人，其中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总人数已达3201万人，占建筑业一线人员的90%以上；从发生在建筑施工过程中的各类事故统计来看，农民工也占90%以上。这两个90%，足以表明，建筑业安全生产工作的主体是农民工。此外，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统计表明，建筑业事故发生率和死亡人数仅次于煤矿，排在各行业的第二位，风险很高。

　　“包工头”式的用工制度存在弊端

　　在建筑行业，一直存在着一种简单的劳务分包的“包工头”模式：即企业与“包工头”签订劳务用工合同，以包代管。“包工头”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之间充当桥梁，给盲目流动的农民工提供工作机会，提高了供求匹配效率，在劳动力转移工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种规则机制的完善，这种模式的弊端日益突出。

　　农民工到北京打工，很少是由用人单位直接招工的，大部分由包工头招来，和包工头达成口头协议，再由包工头和用人单位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常常并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劳动关系就很难认定。企业不对农民工负责，就导致了大部分的“包工头”随意用工，管理混乱；有些农民工只知道自己给哪个包工头干活儿，却不知道用人单位是谁；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时，监察人员又会以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是雇佣关系，不是正常的劳动关系为由而不予受理；到法院起诉时，法官也会认为这是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发生的劳务关系纠纷，不是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纠纷。

　　包工头的存在，不仅妨碍了打工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而且经常出现包工头卷钱逃跑，农民工不得不艰难讨薪的情况。当农民工将包工头和用工单位一并起诉到法院时，法院有时判决由包工头来支付农民工工资，不能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农民工与施工企业并无直接的关系，出现问题后，若“包工头”逃之夭夭，这些农民工很难去维权，由此助长了“包工头”的违法行为，导致安全事故的频频发生。为了牟取暴利，包工头扣留或挪用施工企业交付的费用，致使安全管理措施得不到落实，此外，由于包工头没有合法身份，很难监管，漏税普遍，扰乱了劳动力市场秩序。

　　农民工管理中的“三不足”现象

　　建筑市场的农民工主要来自偏远的农村，大部分只是小学毕业，有的虽然初中毕业，但知识水平只相当于小学文化水平。这些劳动力放下镰刀就拿起灰刀，不具备应有的岗位知识，缺乏必要的安全技能培训教育。很多建筑事故属人为原因，由于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安全防范意识，心存侥幸违章操作而引发的。据有关部门统计，建筑施工中的伤亡事故90%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其中70%是由于违章操作引起的。

　　现有的农民工安全管理措施存在“三不足”的现象：一是政府对安全监管力度不足，建设主管部门“把关”不严，部分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和施工资质的队伍进入建筑市场，为引发安全事故埋下“祸根”。二是建设单位对安全管理作为不足。一些建设单位不履行法定程序，规避政府监管，肢解工程项目，分包给低资质或无资质的劳务队伍。有的不讲科学，片面追求进度、工期，忽视安全生产管理。建筑工程分承包项目多、各类人员构成复杂、流动性大，农民工犹如“游兵散勇”，有活招之即来，无活挥之即去。频繁的流动客观上容易造成安全管理上的漏洞；三是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资金投入不足。有的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安全投入方面不能省的也省，不愿意也舍不得花钱买平安，连正常的教育培训企业都不愿意投资。

　　问题出在执法上

　　另外，在我国，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不仅是一个立法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执法问题，有法不依成为民工权益不断受到侵害的重要因素（刘尔铎，2006）。2005年1月，建设部发布了《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对工程开工时农民工的居住和伙食条件作了相当详尽的要求。2006年3月，国家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可是，据媒体报道在2006年7月，北京暴雨如注的恶劣天气中，负责维修三环路上过街天桥的27名农民工，却只能睡在六里桥南侧的一座过街天桥下面，度过了一个多月风餐露宿的生活。还有更恶劣的虐待农民工事件，两年前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包身工”事件如今又在山西重演了，在“山西黑窑童工事件”的采访调查中，河南记者付振中说：“我们采访的最大的阻力是山西当地一些部门不配合，他们对这个事件缺少应有的爱心，表现得十分消极，有的还千方百计阻挠家长营救其他孩子。”为什么完善的宪法和相关条文在农民工虐待事件中显得苍白无力？一方面是因为目前我国农民工用工体制不健全，更为主要的原因是监管缺位，社会治安管理缺位，劳动用工管理缺位，使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小企业的“管理者”，胡作非为到不忌讳法律约束的程度。而在这背后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作为不到位，法律监管不到位。导致企业缺乏保护农民工职业安全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