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以来，“民工荒”愈演愈烈，过去阶段性、局部性的用工荒正呈扩大化、常态化趋势，尤其是熟练技工和普工的“双紧缺”，意味着“招工难、用工荒”不仅会继续存在，程度也会加剧。

　　当前民工荒的现状

　　从范围看：“民工荒”已逐渐由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蔓延。2003年末2004年初，我国沿海地区出现了用工短缺的现象，国内“民工潮”变成了“民工荒”，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区，此后从2005年开始，用工短缺现象逐渐由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等经济发达地区向内陆地区蔓延，甚至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也深受影响。今年尤其突出表现在四川、重庆、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我国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出现了用工荒。今年春节前后湖北省用工缺口达50～60万，其他劳动力输出大省重庆和安徽、四川，都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过去那种地区性的用工荒正呈现扩大化趋势。

　　从季节性看：“民工荒”已从“季节荒”发展到“常年荒”。民工荒爆发之初，有阶段性、季节性因素，比如秋季农民工回家收割庄稼，春节农民工回家过年等等，但是，近年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常态下也处于用工紧缺状态，比如浙江省德清县的数据显示，该县现有6000多家企业，每年常态化用工缺口约1万人。甚至于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开始招聘外籍民工(如越南、缅甸)。这表明，用工荒已从“季节荒”演变为“常年荒”了，缺工，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从工种看：熟练技工和普工都存在紧缺。从目前全国的就业情况看，不但熟练技术工人全面供不应求，而且普通工人也存在紧缺。技术工人多集中在制造业中，多表现在东南沿海地区紧缺。普通工人则多集中在纺织、服装、餐饮、保洁、护理、保安、搬运、产品组装等行业中，尤其是环卫、餐饮、保洁、护理、搬运等工种在全国各大城市均存在短缺现象。实际上，各大城市对从事低端产业的普工需求量本身较大，但随着城市发展，经济调整等因素，生活成本包括衣食住行的刚性成本不断增加，普工的生存空间受到压缩。

　　从流向看：输入地和输出地存在互置，加剧了“民工荒”。总体而言，长三角、珠三角、闽三仍是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主要集散地。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西部打工的机会和收入增长较快，打工者经济收益的地区间差距逐渐缩小或拉平，且劳动强度和消费支出较低，关照家里方便，就近打工成为一部分农民工的优先选择。并且本身中西部的发展，也需要大量劳动力，导致以前的农民工“输出地”成为“输入地”。河南省的调查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每年80%的新增劳动力开始在省内就业。如此，则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减少，用工更加紧缺。

　　造成问题的原因

　　一是从制度方面看，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突出表现在农民工进城打工的“一家两制”上。一般一家往往是35岁以下的青壮劳力进城打工，35岁或40岁以上的劳力在家种地或者是照顾老人孩子。其实传统服务业(保安、保洁、护理等)，不但能促进那些文化水平低、职业技能单一、年龄偏大，但劳动力还行的男性农民工和失业女性农民工就业，也能增加这部分人群的家庭收入。以三口之家为例，如果全家都能进城，那么，孩子在城市上学，男人和女人均可干普工(保安、保洁、护理)，也不至于存在普通工人紧缺。

　　二是近30年计划生育的实施，农村新增劳动力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表现为30岁以下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求明显偏紧，尤其是熟练的技术工人短缺更加严重。

　　三是随着近年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双转”――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大力推进，珠三角和闽三角等以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为主的低附加值的服装加工、纺织加工、玩具加工、电子产品加工、制鞋业、建筑业等产业的逐渐向中西部转移，使得上述地区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企业对工人的技术、文化要求高，农民工恰恰缺少技术，不适应和满足新型产业的需要，这是结构性“用工荒”的表现。

　　四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行为方式日趋城市化，对工作的时间、薪酬、闲暇娱乐、社会保障、人格尊严和社交归属等有了更高的追求，诉求日益增多，动辄就用脚“投票”，导致用工不稳定或用工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