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节，王红琼等60多名女工返乡，“最主要是告诉家人，我们没有被卖”。邓定介说，女工平安归来一下让谣言烟消云散，她们带回的美丽衣服和讲述的挣钱环境也吸引了在家劳力的心。“大年三十还有人咨询我外出打工的事。”

　　至此，竹篙劳务输出渐热。1989年正月初八，王红琼等人与新一批女工共200余人结伴出发，规模空前。

　　逆势而上的“打工潮”

　　1989年，为方便管理，竹篙在厚街设立办事处，由各厂选拔竹篙女工任驻厂干部，与办事处对接。这种由政府外设机构管理输出劳务的模式在当时尚属罕见。

　　当时办事处的一员、现任竹篙镇党委委员龚斌回忆，办事处设在厚街陈家坊，由两层民宅构成。挎着公文包、拿着政府介绍信，龚斌穿梭在东莞的大街小巷，每天要和10多家企业交涉。

　　然而，随着各地民工纷纷涌入广东，邓定介和办事处很快面临新的困难。

　　《广东省志》记载，1989年春节后，每天有约10万人到达广州火车站。1989年3月1日《四川日报》报道，春节后四川已有50万劳力涌入广东，广东省政府特派工作组到川，呼吁民工不要盲目入粤。《四川年鉴》也提到，这年四川省外劳务输出累积达到68.3万人，增加5万人，其中大部分流向广东。

　　几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严控民工外出。风声正紧的3月，邓定介没能输出一个工人，不得不给竹篙驻厚街办事处下达寻找就业岗位的新任务。

　　正如厚街永盛鞋厂人事部刘主任所说，最初的竹篙女工勤劳、肯吃苦，比较有声誉，而竹篙政府出面也让企业有了信心。因此，尽管劳务输出政策环境逐步恶化，竹篙女工依然逆流而上，源源不断地向东莞输出。1989年，竹篙政府输出工人615名，累计已近千人。

　　事实上，竹篙劳务输出已不全依赖政府，很多农民开始依托熟人关系自主流动。时年19岁的郑建国就跟姐姐到了厚街，当时接站的正是龚斌。龚斌说，1989年竹篙男工开始闯荡东莞，“当时接待的自主流动工人绝不比政府组织的少”。

　　首次“民工潮”让中央政府开始警惕。1990年4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建立临时务工许可证和就业登记制度，加强对单位用工的监督检查；对现有计划外用工，要按照国家政策做好农民工清退工作。1991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要求各地从严或暂停办理民工外出务工手续，回乡过节民工，必须持有厂方返工证明方可购买火车票。

　　驻厚街办事处再次发挥了“作用”。邓定介让龚斌等人到关系好的厂里开返工证明，然后用电报发回，同时联系到成都铁路局一位熟人，在买票时争取到照顾。有了工厂和铁路局的支持，“限出令”对竹篙人来说几乎变成一纸空文。对此做法，邓定介的解释是，竹篙劳务输出当时正处于迅猛发展阶段，停顿则前功尽弃，“况且我们是政府主导和管理，不是盲流‘钻空子’也只为发展。”

　　1991年，竹篙政府输出女工1111人，创历史新高。根据《东莞市劳动志》，该年度东莞的外来工没有增加一人，数据与前一年持平。这意味着，其他地区的农民工纷纷退出东莞之时，竹篙的劳务输出还在继续。

　　“打工第一镇”的炼成

　　1992年，竹篙撤区改镇，辖区人口5万，劳动力3.1万。同年，邓小平南巡，珠三角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用工需求倍增，控制盲流的政策开始松动。当年四川到省外务工人员增幅创下历史记录，累计人数从122.3万飙至450万。广东暂住人口达到历史顶峰1715万“民工潮”再次来袭。

　　这年，王红琼回乡结婚，伍玉琼则放下刚断奶的孩子南下东莞。伍玉琼回忆，此时竹篙政府对外出打工者已不再筛选，“今天报名，隔几天就出发，只简单讲讲安全事项”。邓定介坦言，当时为劳务输出可以“不择手段”：“你结婚了，我们给你开未婚证明；你年龄大了，给你改身份证；你学历不够，给你伪造毕业证……”当年，邓定介的笔记本上每月均有工人输出记录，全年输出1502名。这种情况是首次出现。

　　到东莞第二天，伍玉琼就被竹篙驻厚街办事处安排进了永晋鞋厂。她描述，那时厚街随处可见背着行李袋找工的外乡人，只要有厂贴出招工告示，门口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厂家招聘就像选美。如果没有政府介绍，我也很难找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