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本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数百万内地农民工涌入广东，“民工潮”首现。有“中国打工第一镇”之称的四川金堂县竹篙镇的劳务输出亦始于此时。与绝大多数地区的民工进城不同，竹篙民工一开始就摆脱了“盲流”的污名。这得益于当地政府较早介入农民工劳务输出，成立劳务输出办公室，更在劳务流入地设立办事处，既实现对外流农民工的管理和保护，又进一步开拓了劳务市场。
竹篙的劳务输出亦带动了整个金堂的民工外流。如今，金堂县“离土离乡”的农民工总数已超过18万。在省外打工的7.7万人中，有6万人居于广东，而东莞厚街独占3万，故厚街亦有“小金堂”之称。曾将竹篙模式推向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四川妇联《分忧》杂志主编许平认为，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劳务输出带来了合法性和高度的安全感，也使民工外出的成本降到最低。
1988年4月5日，农历二月十九。时值清明，无雨。
是日凌晨6点多，天刚吐白，乍闻鸡鸣。还不满17岁的四川金堂县竹篙区（后改镇）永丰村人王红琼静静坐在堂屋内，吃着热腾腾的“川汤肉”（四川小吃，即肉片汤），耳边满是母亲的叮嘱。王红琼看着桌旁的行李袋不禁泪流满面，“新衣服、新棉被，感觉我爸就这样把我打发了（四川方言，意为嫁出去），再也回不来了。”
上午8点前，王红琼必须赶到竹篙区公所。就在这天，她将与另外49名女孩一起，南下东莞。她们是竹篙区劳务输出办公室成立后向省外输出的第一批女工。金堂民工出省由此发端，如今全县外出务工农民已超过18万人。
贫困逼出的劳务外流
竹篙地属成都平原东部郊区丘陵，距成都100多公里，距金堂县城赵镇45公里。这里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发。《金堂县志》记载，仅上世纪八十年代金堂就遭遇过两次百年不遇的大灾：1981年特大洪水，163434人严重受灾；1986年特大旱灾，粮食调减面积近2万亩。
1981年，竹篙区完成包产到户，12万亩土地分配给13万人口，人均耕地0.87亩，竹篙所在的成都市人均耕地则有1.1亩。这一年，王红琼刚读完小学二年级，辍学在家。王红琼家三代8口人，分得田土不到6亩。相距不远的竹篙五才村的伍玉琼家，5口人分得田土不到4亩。而全区农民平均年收入仅230元。
1986年，四川省政府发专文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允许劳务、资金和技术等要素横向流动。同年，成都川棉厂到竹篙招工。招聘由主管民政的邓定介负责，王红琼和伍玉琼都在得知消息的第二天报了名。王红琼说，当时对打工没概念，只觉得比种地好。
川棉厂的招聘条件极其苛刻：身高1米55以上，学历初中以上，身上没有伤痕，牙齿必须整齐。王红琼学历不够，第一关即被刷掉。伍玉琼则顺利过关，成为竹篙政府首批输出的60名女工之一。邓定介说，当时不仅审查严格，进厂还得缴纳2000元费用“比考飞行员还难”。
其后，成都劳务市场日趋活跃，竹篙也在1986年5月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邓定介任办公室主任。到1987年，竹篙累计输出到成都的工人达1187名。
然而好景不长。这年底，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成都开始清退外来临时工，竹篙1000多名工人最终只剩20人留下。伍玉琼成为被清退的一员。
“当时的状况是前方无路，后方有虎。”在邓定介看来，失掉成都劳务市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竹篙因贫而成的社会环境日趋恶化，尤其是猖獗的拐卖事件让竹篙臭名远播。
据《金堂县志》数据，单在1983年金堂“严打”斗争中抓获的拐卖团伙就有8个，其中5人被判死刑。到1990年，金堂抓获的人贩子还有170人，拐卖犯罪团伙也达15个。
当时，男子是务农主力，竹篙剩余3万劳力中几乎全部是女性。这意味着竹篙的劳务输出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邓定介说，这些劳力必须由政府主导输出。
充满未知的东莞之行
1987年末，竹篙区委书记沈有春从一位省政协委员口中得知珠三角大量缺工的消息，随即委派邓定介前往考察。
次年，当时连珠三角在地图上的位置都不甚了解的邓定介，签回了竹篙劳务向省外输出的第一张单：东莞厚街厚兴皮具制品厂，输送50人。合同由竹篙区劳务输出办和公司签订，规定了身高、年龄、工资等基本事项以及“不得偷盗”、“三个月内不得辞工”等条件，违约则由竹篙区政府负责。
从广东回来第二天，邓定介通过广播喇叭向辖区内9个乡发布了招工消息。到年后3月，报名人数已超过200人，王红琼也在其列。
谣言同时蔓延：“竹篙政府要把这50个女娃娃卖到香港当妓女”。邓定介倍感压力，一遍又一遍向家长澄清：“请相信政府”。永济村的刘琼兰则不以为然：“卖就卖嘛，还是出去看一下。在屋头，麻雀子没见过簸箕那么大块天，守着土地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出发前一天，王红琼在父母陪同下购置了新衣、新鞋和新棉被，中午还特意准备了三桌酒席招待亲朋。这已接近当时竹篙人嫁娶的规格———王红琼哥哥结婚时也才办了六桌。
王红琼既兴奋又恐惧，毕竟，这个连金堂县城都没进过的姑娘马上就要去到千里之外的东莞。那一夜，王红琼辗转难眠。
难眠的还有吴宛平，她是随50名女工同去东莞的“竹篙首位驻厂干部”。吴宛平本是竹篙小学副校长，因能力突出被借调。她担心的不是充满未知的南下之行，而是16岁的女儿和12岁的儿子。“他们算是竹篙第一批留守儿童，到现在儿子还时常埋怨我当时舍他而去。”
4月5日早上8点，吴宛平在区公所操场第一次见到50名女工。她们称吴宛平为“吴老师”。区委书记沈有春拿着喇叭喊了5分钟话，然后亲自将女工们送上去成都的包车。沈有春说，当时是第一批，政府要重视。
司机启动引擎，王红琼一直回头看。父母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瘦，直至完全消失。窗外，阳光已铺满大地，马路两旁的油菜花一片接着一片。王红琼说，当时觉得那花真的好多，好漂亮。
“拓荒者”的打工生活
当晚8点多，王红琼平生第一次看到火车。这个“绿皮大怪物”将陪她两天三夜，直达广州。
虽然竹篙政府派了区武装部部长和派出所所长全程护送，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就在人群争抢着上车时，王红琼的行李袋被挤掉到轨道上，衣服、棉被和70元生活费全在里面。“那时猪肉才7毛4一斤，70块钱就能买半边肥猪了。”王红琼正想下车去捡，却被吴宛平一把拉住。吴宛平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管行李？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4月8日早间，车到广州。首先传入王红琼耳中的便是这首《粉红色的回忆》，“那歌真好听，在家只听过《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类民歌。”
看着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王红琼不知所措。50个刚刚走出农村的女孩惶恐地坐在候车室内，只等着吴宛平联系工厂来接人。
晚上9点多，女工们到达厚兴皮具厂。从竹篙到厚街，她们用了80多个小时。如今，竹篙早已有了直达厚街的大巴，耗时27个小时。
刘琼兰回忆，厚街当时又小又破，到处都堆着沙石，“马路跟竹篙的一样烂”。当时在厚街打工的多是两广之人，刘琼兰和王红琼等人属于“四川拓荒者”。
早上7点半开始上班，晚上时常加班到10点；宿舍12人一间，10多平米的空间内除了床便只剩一张饭桌；虽有饭堂，日常却无热水，冷水又得到井中自取……王红琼每天就在车间、食堂和宿舍间穿行，像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虽然离家时都带了一块灶头上的老泥巴，但很多女工没逃过水土不服。有的每天拉肚子，有的身上长疮，有的好几天才大便一次。王红琼遭遇了经期紊乱，三个月后才恢复正常。因为语言障碍，竹篙女工只能彼此交流，买东西几乎全用手比画，孤独感时常萦绕。
唯一令她们兴奋的就是发工资。第一个月，她们中挣得最多的70元，最少的19.5元。王红琼挣得50多元，只是中等水平，“但已比养一季蚕更可观”。三个月后，女工们熟悉了流程，工资飙升至每月200-300元，相当于老家一年的收入。
6月20日，竹篙第二批59名女工出发，这时谣言依旧存在，抱头痛哭的场面也在车站重演。
人越来越多，管理也愈发困难。一次，竹篙女工打水时与广西女工因争位置发生冲突，双方斗殴致伤。数名竹篙女工被工厂保安室控制，王红琼也在其内。随着冲突升级，其余竹篙女工罢工抗议，双方陷入僵持。
随后，邓定介飞赴东莞调解。邓定介清楚记得，当时他没有直接与厂方谈判，而是先与厚街政府沟通，达成协议后，再由厚街政府出面说服厂方。邓定介说：“这就是政府主导的好处，如果‘散兵作战’，出问题谁管？”
1989年春节，王红琼等60多名女工返乡，“最主要是告诉家人，我们没有被卖”。邓定介说，女工平安归来一下让谣言烟消云散，她们带回的美丽衣服和讲述的挣钱环境也吸引了在家劳力的心。“大年三十还有人咨询我外出打工的事。”
至此，竹篙劳务输出渐热。1989年正月初八，王红琼等人与新一批女工共200余人结伴出发，规模空前。
逆势而上的“打工潮”
1989年，为方便管理，竹篙在厚街设立办事处，由各厂选拔竹篙女工任驻厂干部，与办事处对接。这种由政府外设机构管理输出劳务的模式在当时尚属罕见。
当时办事处的一员、现任竹篙镇党委委员龚斌回忆，办事处设在厚街陈家坊，由两层民宅构成。挎着公文包、拿着政府介绍信，龚斌穿梭在东莞的大街小巷，每天要和10多家企业交涉。
然而，随着各地民工纷纷涌入广东，邓定介和办事处很快面临新的困难。
《广东省志》记载，1989年春节后，每天有约10万人到达广州火车站。1989年3月1日《四川日报》报道，春节后四川已有50万劳力涌入广东，广东省政府特派工作组到川，呼吁民工不要盲目入粤。《四川年鉴》也提到，这年四川省外劳务输出累积达到68.3万人，增加5万人，其中大部分流向广东。
几天后，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严控民工外出。风声正紧的3月，邓定介没能输出一个工人，不得不给竹篙驻厚街办事处下达寻找就业岗位的新任务。
正如厚街永盛鞋厂人事部刘主任所说，最初的竹篙女工勤劳、肯吃苦，比较有声誉，而竹篙政府出面也让企业有了信心。因此，尽管劳务输出政策环境逐步恶化，竹篙女工依然逆流而上，源源不断地向东莞输出。1989年，竹篙政府输出工人615名，累计已近千人。
事实上，竹篙劳务输出已不全依赖政府，很多农民开始依托熟人关系自主流动。时年19岁的郑建国就跟姐姐到了厚街，当时接站的正是龚斌。龚斌说，1989年竹篙男工开始闯荡东莞，“当时接待的自主流动工人绝不比政府组织的少”。
首次“民工潮”让中央政府开始警惕。1990年4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建立临时务工许可证和就业登记制度，加强对单位用工的监督检查；对现有计划外用工，要按照国家政策做好农民工清退工作。1991年，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要求各地从严或暂停办理民工外出务工手续，回乡过节民工，必须持有厂方返工证明方可购买火车票。
驻厚街办事处再次发挥了“作用”。邓定介让龚斌等人到关系好的厂里开返工证明，然后用电报发回，同时联系到成都铁路局一位熟人，在买票时争取到照顾。有了工厂和铁路局的支持，“限出令”对竹篙人来说几乎变成一纸空文。对此做法，邓定介的解释是，竹篙劳务输出当时正处于迅猛发展阶段，停顿则前功尽弃，“况且我们是政府主导和管理，不是盲流‘钻空子’也只为发展。”
1991年，竹篙政府输出女工1111人，创历史新高。根据《东莞市劳动志》，该年度东莞的外来工没有增加一人，数据与前一年持平。这意味着，其他地区的农民工纷纷退出东莞之时，竹篙的劳务输出还在继续。
“打工第一镇”的炼成
1992年，竹篙撤区改镇，辖区人口5万，劳动力3.1万。同年，邓小平南巡，珠三角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用工需求倍增，控制盲流的政策开始松动。当年四川到省外务工人员增幅创下历史记录，累计人数从122.3万飙至450万。广东暂住人口达到历史顶峰1715万“民工潮”再次来袭。
这年，王红琼回乡结婚，伍玉琼则放下刚断奶的孩子南下东莞。伍玉琼回忆，此时竹篙政府对外出打工者已不再筛选，“今天报名，隔几天就出发，只简单讲讲安全事项”。邓定介坦言，当时为劳务输出可以“不择手段”：“你结婚了，我们给你开未婚证明；你年龄大了，给你改身份证；你学历不够，给你伪造毕业证……”当年，邓定介的笔记本上每月均有工人输出记录，全年输出1502名。这种情况是首次出现。
到东莞第二天，伍玉琼就被竹篙驻厚街办事处安排进了永晋鞋厂。她描述，那时厚街随处可见背着行李袋找工的外乡人，只要有厂贴出招工告示，门口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厂家招聘就像选美。如果没有政府介绍，我也很难找到工作。”
那时候，劳务市场由厂方主导，新员工的工资水平与八十年代末相比并无太大增长。伍玉琼每月工资200-300元，跟王红琼1989年的工资相当，“比我1986年在川棉厂打工时高不了多少”。1993年，丈夫在成都开了家摩托车维修店，伍玉琼只在东莞待了9个月就匆匆返乡，从此再没出外打工。
伍玉琼的返乡只是个特例。竹篙劳务输出像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不仅政府每年要输出2000多人，自主流动的劳务大军也开始壮大。1996年，从东莞回乡的张光虎夫妇办起竹篙首个劳务中介服务公司，租大巴直接将工人送往东莞。在竹篙，这样的劳务中介最多时超过10家。张光虎的店里至今挂着一幅广东地图，满是灰尘。他说，那个年代的生意真好做，每天能送走100多人。
在邓定介看来，劳务中介的出现扰乱了政府劳务管理的秩序，但确实加快了竹篙劳务输出的速度。1997年，竹篙劳务输出达到2.2万人，占到总劳力的71%，由此被称为“中国打工第一镇”。这年，东莞外来工人数首超本地户籍人数，达到155.46万人，其中22.7万来自四川。
风光背后的另类风景
1994年，王红琼再下东莞，“待在家里揉泥巴始终挣不到钱”。因工作经验丰富，她很快当上“车间师傅”，月薪过千，最高时突破过2000元大关。王红琼只用了一年就为家里换上了砖瓦房。这在竹篙司空见惯。邓定介说，那时没换砖瓦房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老弱孤残，一种就是没去打工的。
据竹篙镇党政办副主任刘会平统计，上世纪九十年代，竹篙每年收到的劳务汇款都在5000万以上，1997年以后开始突破1亿大关，同年竹篙全镇达到小康标准。当时已调到县教育局工作的吴宛平每次回乡都会看到竹篙邮局外排起的取款长龙，“听邮局的朋友说，每逢集市，竹篙邮局的钱就会被取空”。
随后，金堂到竹篙的农村客运班线开通，碎石路变成了水泥路，竹篙镇的街区也从0.6平方公里扩大到0.8平方公里。竹篙一时风光无限。
然而，风光背后却是老无所养、夫妻分离的另类风景。邓定介还记得，有一次，一个60多岁的独居老人染上了重感冒，“他的儿女都在广东打工，村里只剩10多个老人，等到村干部发现，老人已经走了（指去世）。”伍玉琼也说，当时选择回乡一是觉得工资不高，再就是孩子需要照顾。
1995年春节，小孩子的糖果、新衣服塞满了王红琼回家的行李袋。她到家却发现，孩子满身是泥，脸都没洗干净。连续几天，孩子一见到王红琼就躲得远远的，不让抱，也不搭话，这让王红琼感到心酸。“孩子没照顾好，挣再多钱也没用。”王红琼打消了再去东莞的念头，和丈夫一起到成都打工，孩子带在身边。
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出台，成都工业进入高速发展期。而在此前一年，竹篙驻厚街办事处最后的政府工作人员龚斌返乡，该办事处名称不变，但已成为一个营利的中介机构。龚斌说，此时竹篙对东莞的劳务流动已趋正常，民工意识也已成熟，政府在此该“放手”了。1999年下半年，邓定介复制竹篙在东莞的模式抢占成都劳务市场，早期南下的工人陆续转战成都。到2000年，竹篙在成都的务工人员已有1300多人。
随后，劳务输出的概念在四川省级政府层面拓展为劳务开发。到2003年，《四川年鉴》“人民生活与基本保障”篇下的农村劳动力输出章节彻底消失。
●1986年5月竹篙成立国内首个区级劳务输出办公室，探索由政府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主导劳务输出。
●1988年4月竹篙向东莞厚街输出50名女工，金堂民工出省由此发端。
●1989年竹篙在厚街设立办事处，派政府人员管理输出女工，也寻求新的就业岗位。当年输出工人615人，累计已近千人
●1997年竹篙劳务输出达到2.2万人，占到总劳力的71%，由此被称为“中国打工第一镇”。
大事记
1986年
1月1日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我国农村已开始走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农业和农村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结合起来。
4月18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等，对劳动制度做出重大改革。待审定后发布施行的《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亦明确：企业招工，国家规定允许从农村招用的人员也可报考。
7月
国务院颁布规定：“符合条件招收的农村劳动力与所在企业职工享有同等的劳动、工作、学习、参加企业民主管理、获得政治荣誉和物质鼓励的权利。”
11月8日至12日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认为，农村经济发展已经显现出若干新的特征，主要是：改革由突破转向纵深发展，经济由超常规增长转入常规性增长。会议提出，1987年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继续坚持改革，搞好基层整党，争取粮食有较大幅度的增产，全面发展商品经济。
11月13日
《光明日报》报道，电子工业部、广播电影电视部等联合发出在全国农村普及电视的通知，称：1985年我国已经具备了在全国普及电视的能力，电视信号覆盖率已达68.4%，相当部分的农民具备了购买电视机的能力。
12月5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明年要在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方面迈出较大的步子，从经营自主权、股份制试点、厂长经理负责制、减少指令性计划等方面进一步给企业“松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