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就劳工短缺现状而言,有观点认为,若能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稳定下来,使其市民化,则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市场,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师郑广怀的基本认同。

郑广怀认为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需要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逐步完善。户籍问题、社会保险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这些众所周知的问题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

根据他所参与的研究,以社会保险问题为例,目前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中,养老保险覆盖率是37%,工伤保险为54%,医疗保险为43%,失业保险为18%,生育保险为14%。郑认为,如此低的保险覆盖率对市民化进程是重大挑战。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当前东莞地区出现的企业和政府一系列改善农民工境况的措施只是在劳动力短缺情况下,市场的逻辑引发的倒逼现象。而并非真正自然意义上农民工市民化的主动发展。他甚至认为,“市场上劳动力一旦恢复,是不是企业和政府就不这么做了?”

此外,郑广怀对未来农民工群体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表示担忧。他认为在风险意识上,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有滑落的倾向。“他们花钱比父辈厉害,但缺乏相应的风险意识。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只占44%,因此在市民化问题上,如果只放开户籍管理,没有配套措施,势必产生很多社会问题。”

而刘传江也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问题提出了现实挑战。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来,第二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缺口”而出现“民工荒”现象。

而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去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在他看来,第二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因此在刘传江看来,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既是社会稳定的必要,也是解决劳工短缺问题的必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如果农民工消费能从农村消费转型为城市消费,那么,他们的人均消费水平将提高1.8倍。此外,其对住房、医疗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需要都将构成扩大内需的强大动力。”这样看来,似乎强大的消费市场又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满足转移到城市的农民的就业需求,以此形成一个良性的反哺效益,最终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