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各种各样的消费品涨价和供求有关，第二是货币的现象，也有汇率上涨变化、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等各种原因。说到食品涨价，每年猪肉贵或者便宜，菜贵了还是便宜，有受气候的影响，有受灾害的影响，有受供求的影响。

　　但是有一点大家必须认识，绝不能想着城里的东西要便宜，就不让进城的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这样城市也太自私了。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不应该。你想一下，几百万农民在城里工作，是常住人口，本来就在城里吃菜，我不转就不吃菜了？

　　但是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应该考虑供求平衡，城市基础设施要平衡，学校、医院、卫生要平衡，消费品也要平衡，所以蔬菜基地、各种粮食基地都要搞好，这个就涉及到农村农业生产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的问题。任何地区政府都应该把“菜篮子”工程、菜篮子价格的平衡作为重中之重的事情做好，但是这件事不应该和户籍制度改革联系起来，因此而动摇改革，我觉得两者不能挂钩。

　　农民工有了城市户籍会更稳定

　　南方周末记者：私营企业接纳转户的农民工，没有减免税或其他政策优惠，企业用工是自主选择，如果不愿意雇佣转户的农民工怎么办？

　　黄奇帆：农民转户之后享有和城市居民职工一样的待遇，企业的确要增加一些成本，增加成本的过程就是社会公平的过程，这个成本是必须支出的。这个成本该企业出的，绝不会让政府出，不然整个社会保障系统的规律定义就被颠覆了，大家要服从制度安排。

　　那些在重庆的外资企业，今后有几十万农民工在里边就业，没听说因为有这个政策，有人觉得不好，反倒是他们认为重庆投资环境好，认为有户籍保障的农民工会更稳定。没有户籍保障的农民工，今天在厂里有1万人，春节回去之后再来就只有6000人，需要临时到别的地方招4000人。沿海一些城市，劳动力流失率每年在20%以上，有的40%~50%，年年培训，年年都是新工人，培训成本大大超过养老保险费。

　　农民工转成城市户籍，可以长久稳定，培训出来的人就变成了熟工，重庆劳动力流失率平均在2%以下，这就是我们的投资环境，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耕地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转户农民可以在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不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那么他们既穿城里的“五件衣服”，又穿农村的“三件衣服”，怎么解决土地平衡？

　　黄奇帆：全世界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耕地会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农村每位居民使用宅基地一般约248平方米，国外也差不多，而城市到处是高楼大厦，基本上人均100平方米。当农民转户进城后，城市的“五件衣服”都保障了，农村的权利，自愿留着就留着，愿意买卖就可以转让。当他在城里安居乐业，一代人、两代人出现后，就会把放在农村没有意义的东西按照市场机制退出来，就形成了宏观上的循环。农村退出一个人，相当于退出250平方米，城里用了100平方米，就多出150平方米，这个宏观账是一个大周期，最终会使中国农村的耕地增加。

　　地票交易除去成本85%归农户

　　重庆商报记者：土地的地理位置不一样，价值也会不一样，我们土地交易所怎样平衡价值，有多少分配在农民身上，有多少由政府拿去做其他的事情？

　　黄奇帆：一般来说，在别的省、别的地方，宅基地因为离城市远近，级差地租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城市近郊的宅基地可能十几万元一亩，远的连房子带宅基地一两万元也卖不掉。

　　重庆土地交易所最大的原理，就是如果农村有一块宅基地退出来后，把它复垦成耕地，这个耕地就形成地票，一亩耕地本身交给农村集体组织安排，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交易。当房地产商要搞房地产的时候，要买了地票才能去征地，十几万元一亩。这时候一亩不管离城市1000公里远的耕地，还是5公里远的耕地，种粮食、种蔬菜效果是等价的，级差地租跨地区转移，本来城郊结合部15万元一亩的耕地指标，现在到了1000公里外的农村宅基地也获得15万元一亩，这就是重庆干这个活对农民特别有利的地方。

　　也就是说重庆远郊、远距离农村的农民在城里打工，如果想退出宅基地，一点不比近郊农民吃亏，他在当地转移，怎么也转不出十几万，但通过地票可以平衡这笔账。